Category Archives: 日记摄影

在Home depot和Safeway卖的圣诞树其实更便宜，但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感恩节过后的周末，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家老小全都出动了。驱车20英里到Cougar Mountain的白云深处，Trinity Tree Farm里面人头攒动，四五个娃的家庭，可以一人躲在一棵树后面拍一张全家福；喝着免费的苹果苏打和热巧克力，父亲人手一把锯子和地图，母亲牵着身着滑雪服、脚蹬UGG的大娃小娃，开始了漫山遍野全家找圣诞树的过程。 这里的圣诞树有Douglas Fir, Noble Fir, Grand Fir, Frasier fir等等，价格从50到100刀不一。找到一棵完美的圣诞树，父亲挥起锯子整棵砍下，娃在旁边手舞足蹈，把砍下的树扔在摩托车牵引的拖拉机上，付三刀织网费用，就可以把圆圆的圣诞节捆成一个棍状，绑在车顶上扛回家。下山的路上全是车顶绑着圣诞树的车，好像每家都带了一个耶稣回家。农场估计一年就做这一个月生意，一个月就顶一年。载着娃们的小火车上到山顶再回来，五分钟，三刀门票，大娃小娃们乐此不疲。 圣诞月的开始是家庭活动的高潮，人潮如织的场景让我想起张岱的《扬州清明》：人群毕出，无不咸集。立者林林，蹲者蛰蛰。虽然隔了一个大洋和数个世纪，人们标记时间和家庭关系的仪式感仍未有丝毫区别。 我们扛了一棵不到六尺高的圣诞树回家，买了一串小娃最爱、颜色极俗的大红大绿的彩球准备装饰它。Noble Fir的松木香气粘在手上，久久停留。坐在沙发上，闻着客厅里清淡的香气喝一杯热巧克力，仿佛回到了张岱笔下的故国。

作为一个从传统儒教国家出来的新移民，我对子不语的东西向来是敬而远之的。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会过鬼节！小时候在七月半出门，妈妈还要给我一个红布小包，里面包着白米，据说对小朋友有好处呢。可是在美国这片新开发的大陆上，人们为了生存已经到了对鬼神肆无忌惮的程度，不但不怕鬼，还恨不得自己变成鬼。 美国的成年人以前是不过万圣节的；所以只有小朋友们首当其冲地变成了各种鬼怪妖魔，骑着扫帚，穿着巫婆服，走在大街上四处要糖。万圣节变成全民的狂欢，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我觉得与美国人对服装的狂热爱好有关，也与这个国家实在找不到什么节日有关。我们有端午、中秋、清明，不仅光听名字就觉得入耳芬芳，各个还有传统有来历，而可怜的美国人在上半年除了一个可怜的战士阵亡纪念日，就没有别的可资庆贺的日子，万圣节在下半年的收获季节开始后首当其冲，人人都憋着一股劲，恨不得把上半年攒着的疯狂全发泄出来。 首先是南瓜。中西部的农场里堆满了南瓜等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摘。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今年的南瓜收成。电视里不断播放小朋友拾南瓜的萌样。一个记者问小朋友：“你觉得你手上的这个南瓜有多重呀？”小朋友自豪地回答：“100磅！”妈呀，我算是知道美国人的数学差是从娃娃抓起的了。 然后是商家。最近由于搬家成了Home Depot（相当于北京的五棵松建材市场吧）的常客，每次去都看见庞大的万圣节装饰挂在店门口十米高的天花板上最显眼的地方，天天更换，不带重样的。第一次是瞪着眼睛的大黑猫转来转去，后来变成了田里的稻草人，跟真的似的，把我家姑娘吓得够呛；最近一次去换成了骑着摩托车的黑衣骷髅。不知道这两天又换成了什么。除了建材市场，超市在门口绝对是要堆着数十个硕大南瓜的；洗澡用品店Body and Bath要开卖南瓜味道的蜡烛，星巴克的南瓜味儿咖啡大家是知道的，偏偏有同事一脸陶醉地跟说：“每年我就盼着这个！”我顿时想起了中国公司发月饼。 万圣节Party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主题。好像人人都能找到至少一个Party，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好客的人。《生活大爆炸》里谢尔顿打扮成过光波，相信我，我见过比这更古怪的东西。在加州时一男室友穿了件花衬衫要出门，我问他：“你这是什么呀？”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答曰：“鸭子”。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啥？”他说：“就是你们中国那个男的，出来卖的，还拉皮条的，什么来着？”我满脸黑线。 读书时班里举行万圣节Party，对精力过剩的大学生来说那绝对是一场闹剧。因为专业和新闻有关，一女生穿着曲线毕露的肉色衣服，胸前和大腿根部各绑一块木板，上书：“Censorship (新闻审查)”。我见过的最好创意之一，比那些店里买来的租来的强多了。由于人人都好像换了一个身份，推杯换盏，意兴阑珊之后，有多少故事发生，就不得而知了。 万圣节主要还是孩子的乐园。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在大街上像游击队一样扫荡各小区。要糖要精了，孩子们绝对可以算出一套不走重复路线要到最高级糖的数学模型。我曾亲耳听到过孩子们在我家门口讨论挑糖的最优化组合。如何在万圣节要到最好的糖果呢？先到高档社区要巧克力。然后次一级要M&M豆，依次往下。有孩子把从外面要到的糖回家挑一圈，剩下的再发出去。有糖的人家在门口放一个小小的南瓜灯，就是做成鬼怪的那种，好像我们的孔明灯一样，也是传统，孩子们看到了就知道这家有糖。糖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如果没了那绝对是天塌下来了。美国去年有个贱贱的脱口秀主持人鼓励父母骗小孩说把糖吃了，然后拍成视频传上YouTube，那是多少孩子的眼泪啊。更眼泪的是万圣节是丢孩子高峰，每年都有孩子单独去要糖就再也没回过家的案例。每周的报纸广告上都有十几年前失踪的孩子的信息，即使很可能不在人世了，这些消息还一直都在，从未消失。

第一痛苦的事情就是和别人一起装修 Plus被提出各种要求并必须采纳 Plus不采纳就给脸色看 Plus采纳了说你干得不好

人到中年，想起少时读梁实秋《过年》，说过年起码要有三代，上有老下有小，才有过年的感觉；少时不知其义，现在想来，才了解其中况味。夫家是极端不注重各种节日生日及仪式的（连带着，对一切形式的东西，比如穿着和审美，也完全不重视）；对小女儿来说，所有的节日都是她第一次过节。所以特意和Bird下班去买了晶晶超市的荣华月饼，双黄莲蓉，四个四十美刀，装在铁皮的盒子里，和小时候的回忆一样。 想起小时候过中秋节，那时候外婆还在，三秋桂子，十里莲蓬，家里小小的平台上，葡萄架下，飘着柚子的清香。圆圆的月饼，各色各式，摆满了一桌。外婆的小妹，我的姨婆离开家乡几十年，每年都用邮局寄来月饼，用白布包在铁皮盒子外面，黑色钢笔用正楷写好地址。 中秋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正如感恩节是许多美国人最喜欢的节日一样）。其时夏天已过，南方的暑热已消，刚刚开学，还沉浸子在拿到新课本而没有考试的喜悦中；秋高气爽，月明星稀，我和外婆，父母在平台上赏月，那是中国人独有的、把天气与仪式结合起来的节日。在这样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中成长，看过了自然的大开大阖，波澜壮阔，看人生的心境也会变得不一样，寻常人事，难以动容。 刚发了条微博，表哥回复提醒我，还记得我们家乡的烧塔吗？用砖在院子里堆起高高的塔，树枝在里面熊熊燃烧，小朋友围着塔欢笑奔跑，这样的场景，至今还能在我脑海中浮现中清晰的画面。 写到这里，我惊异自己还记得那么多小时候的事。你以为你忘记的，都会在某个时间悄悄浮现水面，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月饼是是真正团圆的象征。许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不在故乡，和祖国与亲人远隔千山万水。可惜的是，那时候的我，和外婆、父母一起赏月的我，并不知道团圆的真正含义。 我教女儿：“今天是中秋节。还记得你念的《月亮，晚上好》吗？中秋节，就是有最大最亮的月亮的节日。”女儿说：“中秋节要吃个大月亮的饼！”外面的月亮，确实很大很圆，与故乡并无区别。而我伫立在世界的这头，与童年的我挥手告别。 （图片为转载）

在小的时候，我的中国梦是曲径通幽的园林，柳暗花明，有水有树，有花有鸟，风啸林间，竹林掩映，是梅妻鹤子，是范宽李唐的山水画。美国梦完全相反。美国梦是中产阶级的花园洋房，用割草机和农药养出来的绿茵茵的草地，墙头缀着几支玫瑰，或者像凡尔赛宫那种西式园林的一望到底，一览无余。中国梦是出世的，美国梦是入世的。 当然，美国梦不止体现在建筑上。所有因为各种理由来到美国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心里多少都怀着一个美国梦。从《北京人在纽约》里面的大提琴手，到《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小三妈妈，甚至《推手》里面的北京老大爷，都对这个国家怀着某种期许。那些从海关机场们一群群走出来的孕妇们，那些拎着高级皮包在美国商场里疯狂血拼的新贵们，他们的梦是与金钱、利益息息相关的，那不叫梦，那叫欲望。 这不是我的美国梦。也不是我的中国梦。 在中国，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前几年张艺谋做《印象西湖》，夏天的晚上，蝉噪鸟鸣，黑魆魆的，什么也看不见。突然远处的灯光一亮，印出苏堤轮廓，醉书亭飘逸其上，宛若天上人间。杭州是诗的城市，它有最美的、以诗人命名的长堤，有天人合一的风景，归隐自然的气质，这样的情怀，在美国是缺乏的。 美国的城市有种别样的气质。在美国，我最喜欢的是大开大阖、胸中丘壑的风景。城市是稀少的，像广袤无垠土地上的点点珍珠；尤其在西部，泊油路永远修的笔直笔直，在丹佛开车，西部是巍峨的落基山脉，山上积雪终年不化；而开车几十迈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仿佛永远望不到头的庄稼、谷仓，穿着围裙的女人，像一幅幅梵高的画。这些男人或者女人，他们祖先从狭小的旧大陆踏海而来，在这样一片几乎空白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美国人永远是如此乐观，因为他们有按人口分配几乎无限的资源，和从未经过饥饿与战争的幸运。很多人认为美国梦就是如今的中国梦，都是金钱、富足，是门口种着红玫瑰的花园房子，是按揭贷款，是子女上好的大学。但在我看来，这些殖民者的后裔们，他们热爱的不止这些。在美国，父母有钱不是值得炫耀的事，白手起家、赤手打天下才是美谈。我永远记得我的同学Nick说起自己家里的财富时尴尬的表情。两百多年来，成功的标准在美国早已被多元化，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官职，但一定是尊严与自由，是这块土地给予的、用自己双手创造理想的权利。 每天下班经过的Westlake Station地铁口，有一个老人总在卖他的手工艺品。西雅图多雨，一下雨，耍大刀卖唱片的黑人老中青都匿了，他还在，一个人撑着把伞在雨里，并不叫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显得沉默。我有点不忍心，走过去问他，卖的是风铃吗？ “不，这是捕梦器（Dream Catcher），北美印第安人的传说。”他的语气完全不似一个落魄的人，而是一个艺术家，“你看，每个捕梦器中间都有一个圆圈，挂在床旁边，好的梦可以从这里穿过去，就被捉住了。” 大大小小的捕梦器用一根竿子挑着挂在高处，随风飘荡。我问他能否拍张照片，他说可以，把伞放在一边，努力举高让我拍摄。他并不兜售，也不谄媚，起码不比北京五道口的小贩更谄媚。在他面前，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帮助者，而是一个平等对话的观众。 我想起《广告狂人》第一季里，大萧条时期，乡下少年的Dick Whitman碰到站在他家门外乞讨的绅士，衣着整齐，礼貌而有尊严。绅士对他说，他在纽约也曾有过家，有妻子，有贷款，但后来都没有了，那又怎么样呢？他沿着铁路前行，每到一个地方靠自己的力气挣饭吃，有自由，有时间，能看到天上的繁星。 这是我的梦。

中国人没有度假。我们没有假期观念，连双休日也是十几年前才有的概念。我们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主流价值观有两个，一是勤劳，二是节俭。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在于怎么吃饱饭，怎么买房子，怎么养孩子。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提起度假；他们说“旅游”，是一个人出差，另一个人跟着；是单位里刚好有车去省里带上孩子去玩几天；或者邻居的叔叔阿姨去“旅行结婚”。我的假期是暑假和寒假，待遇是图书馆可以借好多书，写完假期作业可以看会儿电视，夏天可以去江里游泳，冬天可以去溜冰。没有“假期”。中国人的大部分业余时间，贡献给了家庭作业、家务活和孩子。 后来有了双休日，有了年假，可是我们依然不知道什么是度假。中国年节的繁琐程度，超过世界上一切其他国家。端午要包粽子，中秋要吃月饼，春节要合家团圆，数不清的采买、新衣、社交、仪式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空余时间。剩下不多的时间，用来“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数不清的相机挂在中国形形色色的爱马仕或七匹狼的腰带上，用来炫耀性地标记每一个到过的景点，如同动物撒尿标记领地一样，成为人生清单上一个又一个的“已完成”。 其实，大部分人回过头检视自己的人生，发现所谓“度假”的时光，都是在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人生阶段完成的，比如我。我过去的生命如同一个弹簧，有时极紧，有时极松。紧的时候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掰成四十八小时过；松的时候盯着墙上的挂钟的一分一秒，如恒河沙数。可惜的是，青春浮躁，我浪费了太多这样的时光。那年我在青海支教，海拔3000米高原上的藏族学校，窗子后面就是昆仑山脉的皑皑雪山，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学校后面是金黄色的青稞田里，再往上是缓慢上升的山坡，灰绿色覆盖了整个原始森林。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我无所事事，或者在山坡上的松林里发呆。那时候心气浮躁，只恨时光不能匆匆再匆匆，瞬间流走。 但不可否认，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是需要这样的时光的。这些时光也许是在北上广打工的四线城市青年的工余时间，天桥上的一份麻辣烫，也许是蚁族蜗居的宿舍里，墙上的一张明星海报，也许是我在某个午后散步到学校后面的广惠寺，和喇嘛的一次闲谈，也许是阳台上的一张藤椅，不时抬头看看远山如黛的目光。有了这些时光，才有梭罗的《瓦尔登湖》，才有康德的星空。并非每个人都擅长；可是每个人都需要。 你有属于自己的、度假的时光吗？ 那年雪后初霁的午后，我一个人带着相机，到镇子郊外的广惠寺去。刚拍了几张，一个穿紫色袈裟的喇嘛闪身出来，邀请我进去看看。这是个规模很小的藏传佛寺，廊前挂着牦牛毛制成的综毯。转经筒整齐的排列在门前。他引我进去，在昏暗的殿堂里指给我看宗喀巴大师的千佛像，还有未来佛，观音，护法神的等身像。我们坐在他那间狭小的门房里聊天。他给我看他们念的佛经，一页一页用油布包裹好，全是藏文。那些仿佛从时光深处慢慢沁出、浮现在纸上的经文，和佛像前酥油灯的金黄色花纹，都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