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日记摄影

此时此刻，我和几千万美国民众一样，正在电视机前大口朵颐，为今日需要消耗的1130万磅鸡翅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不是美国的任何一个节日，却能比任何一个节日都凝聚人气。再没见过这样能把美国人民牢牢吸引在沙发上四个小时的节目，连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这是鸡翅薯片披萨的胜利；这是美国体育商业的胜利；这是美国式体育价值观的胜利。 几年前，当我提出“美国春晚超级碗”的概念时，美国的橄榄球运动还不太被中国的观众所熟知，更不用提超级碗本身。时长像，广告像，大家的吐槽精神也很像。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全球都受张艺谋美学思想影响，中场表演的舞台几乎变成了央视的大风车节目录制现场。Katy Perry骑着几十个人牵着的具有科幻色彩的金色狮子出场，然后悚然变成了七彩的胸衣、动漫似的真人版大鲨鱼在舞台上晃动。大家感慨，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中场表演就像当年的《超生游击队》，盛况难再。但我个人觉得，美国这种每年只邀请一个超级巨星的中场表演，比春晚一首歌让几十人唱的一团和气要好。但我又想，哪怕一年一个，中国要找出影响力、表现力都如Katy Perry， Beyoncé这样的巨星，现在也很难了吧？我们只有在饮食方面信心十足，我想一场中国春晚下来，中国人消耗的饺子总比美国人能吃下的鸡翅多吧？ 再没有一项运动，能像超级碗一样，在全美国范围、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吸引如此多的眼球，获得如此多的商业收益。今年的超级碗光门票收入就卖了四亿美金，加上30秒450万美元的广告价位，再加上广告商为了使这项最贵的媒介预算物有所值，而投入的天价拍摄费用，摆明了就是让观众看到有钱就是任性。薯片、啤酒、汽车和高科技企业，几乎成了近年超级碗四足鼎立的广告商，细心的观众可以从中看出美国经济的走势。无论是哗众取宠，还是另辟蹊径，花钱花到肉疼的广告商有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劲头，宁可内容雷到让观众第二天在办公室里吐槽，也比看过就忘强。从今年最雷人的名媛金·卡戴珊的自拍广告，到1984年苹果一鸣惊人的“1984”广告，每年都有些广告，能让观众津津乐道。如果吐槽广告也可以投票，我建议美国转播超级碗的电视台NBC也搞个“美国春晚超级碗——我最喜爱的广告”投票，一定能变成另一项长盛不衰的节目。 说完了吃、中场表演和广告，我们还是要说回到体育本身。橄榄球这项运动，是我见过的最能激起全民热情的运动之一。并且是的，比中国观众熟知的足球和篮球都容易。这项运动规则简单，好似古代两军阵前你来我往，主将提枪来战，士兵浴血冲杀，像我等体育盲也容易看懂，且看得热血沸腾；战况却又复杂，众多人口在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场下球迷的呐喊染红了天空，像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最重要的是，经过多次修改和实战经验的赛场规则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一刻，比如说昨天的这场比赛。 作为我所居住的西雅图的最受欢迎的球队，西雅图海鹰队作为主场去年暴虐了丹佛野马队，捧得超级碗载誉而归，而今年的超级碗征程几乎是一场一生一次的戏剧化过程。连季后赛才堪堪进去的海鹰竟然连赢八场，大败NFL的其他种子球队，而在NFL全国冠军的比赛中（超级碗是NFL和AFL全国两大橄榄球联盟冠军的比赛，要进超级碗，首先要得联盟冠军），被绿湾包装工人队逼到了墙角。海鹰队半场落后16分最后四分钟落后12分，四分卫被抄截四回，居然在最后的几分钟内奇迹般地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又在加时赛中，以一记精彩的长距离传球绝杀对手。赛后，有人以足球来打比喻，形容这场球仿佛在欧洲冠军杯上，难度相当于送了三个点球，在最后三分钟还落后三球，然后奇迹般地反超了。这确实也是NFL分区冠军赛历史上最大的反超，几分钟前海鹰队的惨状让许多球迷都失魂落魄地走出了CenturyLink体育场，许多球迷离开了酒吧，许多家庭关上了电视，导致错失了这最后三分钟的奇迹。 （海鹰队球迷的阵地） 为了庆祝海鹰队再次进入超级碗，西雅图简直是同仇敌忾。在超级碗前的那个周五，几乎所有人都穿上了代表海鹰的蓝绿色球服，公共汽车的logo换成了海鹰的液晶头像，小姑娘把指甲都涂成了海鹰的颜色。对于西雅图居民来说，这是一场你不得不看的比赛，就像家家户户贴起了春联，电视新闻里放着春晚预告，新年的大餐早已定好，在这样的氛围下，还有什么更能体现体育精神的呢？ 可惜海鹰队的荣光没能在周日延续，又一个奇迹般的三十秒，上帝这次站在了对手新英格兰爱国者这边。海鹰队的一只手已经摸到了超级碗的奖杯，然后将它送给了对手。悬念又一次保持到了最后，球迷们欲哭无泪，被噎得话都说不出来；广告商们却笑了；这届超级碗被誉为近十年来最好看的一届，狠狠地弥补了去年超级碗一边倒的状况。 比赛结束的晚上，西雅图大区的街上排起了车队的长龙。没有汽笛，没有嘈杂，只有一盏盏车灯闪亮在球迷看完超级碗后安静离开的路上。每个西雅图居民都在默念：我们仍然爱海鹰。超级碗的价值在于，这不仅仅是一场只有输赢的比赛，更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团队合作、拼搏精神、不屈不挠、商业头脑、美国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场一场的超级碗中成长起来的。 （办公室的超级碗招贴） 

中国是没有小费的。所以十年前，当还是学生的我第一次在欧洲做背包客时，就闹了大笑话。由于北欧国家一般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我在德国柏林火车站旁的一家小餐厅吃完饭拍屁股就走，完全没有意识到身后女招待愤怒的目光。经朋友提醒，我才知道世界上原来有小费一说。 在十年后的美国，如果你不给小费的话，可能收到的就不只是愤怒的目光，说不定服务员会扬着账单奔出来向你狂喊：“哎，你忘给小费了！”中餐馆尤甚，一是因为中国来的客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二是因为即使知道，也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或者给得很少。在美国的餐厅小费，比如Red Lobster或者Outback这样中等档次的连锁餐厅，午餐的小费约在15%-18%之间，晚餐基本在20%，餐厅档次越高，小费也越高。在中国，服务员和客人之间，基本是没有联系的。管你笑脸相迎还是横眉冷对，我吃完就走，属于“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境界；而在美国，既然有了小费，那服务员好像和顾客之间就有了点什么，像旧社会跑堂的伙计一样，肩上搭着条毛巾就过来了：“哎客官，里面请，今儿个天气不错啊，您要来点什么？”似乎要请你去他家作客一样。天知道下回你来的时候，他还认识你是谁？ 我刚来美国时，对着账单上的小费甚是纠结。在中国，商品是含税的；在餐厅不管吃多少钱，小票上的数字就是你需要付的钱；而在美国，首先有消费税，然后又小费，这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算下来，最终价格远比菜单上的数额要高。而小费的由来，是因为老板们不能一一监视服务员质量的好坏，就在菜单上稍减价格，而由顾客根据服务质量的好坏付给服务员小费。在约定俗成多年以后的今天，若是问我小费是否起到客人监督的作用，我的答案是完全没有。美国人有种混不吝的精神，看你顺眼就对你好，若他今天心情不好，完全不管可能会少收的小费，有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其实，美国的服务业从业者是工资非常低、生活非常悲惨的阶层之一。由于可能的小费，他们的最低工资一般比本州规定的最低工资还要低。美国专栏女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卧底去当服务员时，每小时工资只有2．25美元，而这并不是一份在电脑前敲敲字就可以滥竽充数的工作！他们需要清洁、点单、买单、叠餐巾、擦银器、给饮料机装满水，手里托着四五个几磅重的啤酒杯穿梭在客人中间，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而餐厅经理像鹰隼一样的眼睛监督着每个人，连偷看客人报纸的机会都没有。一天下来是对身体的极大摧毁，他们没有一个人的背部和膝盖是完好的；而由于美国昂贵的医保，想去根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终于明白，美国药店里的OTC（非处方药）止疼片为什么种类繁多名目齐全了；这些蓝领工作者基本是在以身体和寿命的代价赚取微薄的、连一室一厅都租不到的收入。 芭芭拉·艾伦瑞克后来以她的卧底经历为题材，写了《我在底层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 ： Undercover in Low-wage USA），揭示这些蓝领阶级的悲惨现状。并非每个招待、女佣和宾馆清洁员都像她说的一样贫穷，比如我所工作的Nordstrom里面的高级餐厅，服务员就能挣到颇为可观的小费，商场销售更是能拿到可观的提成；然而，她所说的绝非个例。在美国这样医疗和教育昂贵的国家，每小时7、8美元的工资使他们根本无法有任何积蓄，而繁重的工作使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精力和时间来充电或者投资，以改变自己的未来。他们是超市里速冻食品和罐头的常客；由于付不起租房的押金，他们只能住在更贵的汽车旅馆里；即使连这样的水准都很难维持，一场大病，或者家庭中另一个支柱的离开，他们就要住到拖车里面，沦为赤贫阶层。 在美国这些年后，我习惯了给招待和酒店清洁员更多的小费。不是因为他们脸上宾至如归的笑容，也不是因为他们良好的服务，而是因为，这似乎是我所在的阶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阶层与他们所在阶层的唯一交流。这是我能给他们的一点反馈，哪怕是一点希望，也比没有要好。在拉斯维加斯的威尼斯酒店（Venetian Hotel），我碰到一个给客人撑船的女船工。十分钟的游览，她给我们唱了三首歌：《重归苏莲托》，《Let It Go》，和一首意大利歌剧！我惊叹于她优美的嗓音，她告诉我：“我和《Frozen》里演汉斯王子的演员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专业是爵士音乐。他如今成名了，我却变成了一个船工！”在维加斯的夏季，她需要在41摄氏度的室外为客人撑船。 其实，她已经算是蓝领阶级中比较有希望的那一类了。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出身矿工家庭，年轻时流浪各大洲，在英国做过门童，在酒店做过帮人拿行李的服务员。如今他功成名就，彻底脱离了他出身的阶级。我每次与他出入酒店或写字楼，他总能与门童谈笑风生，而我拘谨地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的谈话。他是我见过的给小费最慷慨的人。也许只有经历过，才能真正感同身受吧。

刚来美国的时候，看见大白天街上的车全都亮着车灯，深恶痛绝，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浪费的国家。结果几年之后，我自己的车也是不分白天黑夜亮着车灯，一是因为西雅图多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就黑下来了，二是一直开着车灯确实便利很多，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面来的车司机就是个九十岁的老太太（老头也一样），根据前几天发生在我市的老太太在加油站开着雷克萨斯一脚油门轧死加油站经理的车祸来看，还是用个明亮物体晃晃他们的好。 才几年功夫，我就彻底被美国的物质社会同化了。 不止车灯，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皆是如此。这几年，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美国也许不是我见过的最浪费的社会，但一定是我生活过的最物质、最消费的社会。 梁实秋说，看一家人的品味，去看他家的垃圾。美国人垃圾成灾，穷留学生可以去小区的垃圾站里捡齐一套能算得上体面的家具：台灯、床框、两用沙发床……刚开始，我觉得可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扔啊！后来我发现，中产阶级以上的美国家庭个个都装饰得和样板间一样，东西用旧了，不合适，不配套，都是扔掉的理由。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吃东西要吃光，不然是浪费粮食”，而美国人告诉我，“吃不下就扔了，不要强迫自己吃东西”，第一次听人这么说的时候，我愣了好半天。 除了1929年那场大萧条之外，美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被饥饿和本土战争打击过的民族，有种傻么呵呵的乐天精神。美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浪费粮食，他们觉得不要太胖才是生活主题；永远在苹果派和减肥之间挣扎，但公司午饭的时候还是人人捧着一杯可乐，就着奶酪三明治和薯片，不亦乐乎。 这种“不知可惜”的精神完全来自于美国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油价就不说了，现在已经跌到了令人发指的2美元一加仑；路上跑着的一簇簇的全是福特通用的大型SUV，专供容易迷路的女司机；和我在欧洲看过的一排排手动挡mini比较，令人感慨美国真不愧是清教徒眼中的“上帝承诺的第二伊甸园”；而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保证了超市里所有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几十年来的通货膨胀率都是世界最低的。各种各样的牛奶、蔬菜、鸡蛋、肉类……低廉的价格足够一个四个孩子的工人阶级家庭过得滋润无比。 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在三十年代，一美元能买到一打鸡蛋、一块黄油、一磅肉，还有一包咖啡……现在真的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超市里面的摄像头太多了。 感恩节刚过，美国人立即进入令人发指的购物季。所谓的黑五大采购，不过是美国人吃完他们的年夜饭——感恩节的火鸡大餐之后的家庭娱乐活动，如每年Apple发布新产品时门口搭帐篷排队的人群一样，是个噱头，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守夜放鞭炮，是个老少咸宜的家庭活动。排队也是守夜嘛！门一开，身强体壮的男人使劲往里冲，要是门口有当地电视台来摄像，那冲得就更起劲；我的同事转天来喜滋滋地告诉我：“这是我史上最贵的一个黑五！我买了一台ipad，一台笔记本，加一个Iphone6！”     （黑色星期五商场外面举着反讽标语抗议的人群）  然而不，黑五只是圣诞购物季的开始，百货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变着法儿地打折促销，从花枝招展的中学女生到给全家人采购圣诞礼物的家庭主妇，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更有趣的是，不论你处于哪个阶层，都能觉得与物质匮乏无缘。举个女孩子的圣诞礼物来说，收入低一点的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去Target抢打折玩具，去JCpenny买睡衣；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子都是蜜罐里泡大的，充满了粉红泡泡的房间里摆着一打一打的芭比娃娃；中上层阶级去Nordstrom买名牌，去American Girl订制长得像自己女儿的娃娃，从肤色到发型到眼睛的颜色都是私人订制，一百多美元一个，这还不算，每季还要换衣服，体育活动还有特别的衣服，娃娃的衣服就能摆满一个衣橱。每个阶层都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物质是充裕的，垃圾是……成堆的。 所以，现在大家大概明白了小区垃圾箱里那些体面的家具、灯具、Goodwill（美国连锁二手货商店）那些崭新的衣服都是从哪里来的了吧。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美国人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在这样的物质社会里生存，很难不被物质淹没，而买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时的巨大满足感，却是越来越少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国度还处于一个铅笔头都能用好久、或者一块猪肉都要先榨油再炒菜的阶段，而如今正大踏步地步美国后尘进入消费社会，现在的孩子们，不论美中，怕是再也体会不到“匮乏”，而也不会有妈妈终于给买了商店橱窗里的红皮鞋时的巨大幸福了吧？

万圣节的恐怖事件，不是鬼，不是长得像鬼的南瓜，而是要糖的小朋友们。更恐怖的是，人在家里，糖没了。 这事我去年遇上过一回。刚刚搬到新的住宅区，家徒四壁，什么装饰也没有。晚上七点，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掀起窗帘往外面偷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小孩披挂整齐，全副武装地来要糖。我脑子里电光石火地梳理了一遍家里所有可能的零食，结论是，没有糖。 于是我在五秒钟内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放下窗帘，熄掉所有的灯，关上电脑，尽最大可能做出家里没人的假象。终于，孩子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觉得无比遗憾地错过了一个可以给孩子们欢乐的机会。 孩子们玩儿恐怖，苦逼的是父母。凯特琳说她小时候和姐姐一起去要糖，她爹就跟在后面，怕变态怪人拐走孩子啊！又不敢离太近，又不敢离太远，十月底，明尼苏达的天气已经怪冷的，可怜的爹披着一件大衣站在远处的路灯下面，举着一支手电筒，惨白的灯光一照，远看还以为他才是拐小孩的变态杀人狂。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这一点上，美国父母和中国父母没有任何不同。高兴的是她和她姐；那时候不像现在，父母都懒了，直接去亚马逊网购万圣节服装，套上就完事；“万圣节是我们的设计大赛。”她得意地说，“窗帘啊，床单啊，裤子啊……我立志当设计师的梦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后来她考上了设计学院，父母不给学费，说不给她供给以后找不到工作的专业。这不跟中国父母一样一样的嘛！结果是，凯特琳现在在我们公司当了一名光荣的财务分析员，设计师的梦想也只能停留在儿时了。   和所有的节日一样，万圣节是美国人民标记时间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入秋之后腌白菜一样，美国人民收南瓜。但与中国人所有围绕着吃的节日主题不同，万圣节的南瓜并不是用来吃的。万圣节的南瓜是用来搞怪的！家里雕，公司雕，还举行各种比赛，看谁的南瓜最有创意。每次我看着大家兴致勃勃地围坐在一起，把南瓜瓤南瓜肉毫不吝惜地丢进垃圾堆，我都心痛无比地想，可惜了一锅南瓜汤啊！ 由于美国人民厉行浪费，南瓜变得供不应求。各大农场冬季搞圣诞树，夏季搞水果采摘，秋季的最大生意就是Pumpkin Patch。秋高气爽，一家老小全体出动，小女孩穿着粉色胶鞋在泥地里踩来踩去，走玉米迷宫，喂农场小猪，坐拖拉机，发射南瓜大炮，也算是美式下乡农家乐活动。活动的高潮是去地里挑南瓜，每家一辆车，从满坑满谷的南瓜中挑选自己的最爱，按磅付钱。我州的南瓜价格大约是55美分一磅，一个十磅重的南瓜大约五块钱，不知道和中国的物价比如何。挑南瓜要趁早，我们最爱的农场网站上已经挂出了通知：“今年大家伙儿太热情啦，地里的南瓜已被采完！请明年再来哦！”   万圣节是年终节日季的开始。在农业社会里，一切以万物生长、果实收获的时令为准。万圣节后是感恩节，黑周五，然后是轰轰烈烈的圣诞购物月。周而复始，古今中外，并无任何不同。

我原打算近期回国一游。很多朋友都觉得麻烦，时差、孩子、污染、请假。为什么要回国啊？他们说。 刚来美国时，觉得美国是旅途，中国是故乡，美国是生命中的多一份体验，领略大好河山、优秀制度、教育系统、工作体验。然后嘛……其实我没有想过然后。我竟然没有想过然后！潜意识里，我是觉得总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那里有我可以随便聊天的邻居、出租车司机，楼下可以下班回来去买的小米粥和烧饼，家里有可以窝在沙发里一看一晚上的北京卫视。 来美国之前，我在北京已经生活得很好。这个好不光是经济上的，更是人际上的、精神上的。我住在一套可以看西山的小房子里，挣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工资，有很多朋友、熟人，下班后不愁没有娱乐的地方。看戏、看电影，三里屯和南锣鼓巷的小餐馆，国家大剧院我是常客，朋友甚至能给我弄来不要钱的前座票——这一切，除了前两点，我在美国都不可能实现。 在美国，我重新读了书，找到了工作，挣得比以前多，也买了自己的房子。然而，在这里永远不可能随便地找到朋友，路边没有随时能找到的来家里装窗帘的小工，保姆贵得要死，理发还要给小费，给电话公司打电话之前要先打好腹稿，文艺一点的话剧和各种奇特的电视台全都看不懂，工作中我做得比大多数人好，可是升职遥遥无期，他们还是更愿意提拔白人老板——我太理解了， 就像我在国内不想雇一个印度人一样。 所以，在美国，永远不可能生活得像在中国一样随意。 但是在美国五年之后，我发现中国也渐渐远离了我心中的故乡角色。 我在中国做媒介时，了解每一本杂志，认识90%的网站的销售；我的名片夹有十几本，每天开会，都可以了解到中国社会和消费者的最新发展趋势。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是滴滴打车，不知道余额宝，忘记如何使用银联的信用卡还要跟手机绑定，永远估计不好打车的时间和打到车的概率。上次阿里巴巴的CTO来西雅图讲座，我没有听过他说过的大多数游戏、八卦和产品。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听众都和我一样 ，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无知。 日新月异，真的是日新月异。你离开这个地方一年、两年，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你毕竟走在时代的前端；可是三年、五年过后，你觉得中国陌生。邻居搬走了，同事跳槽了，朋友升迁了，忙着做生意买房子，你连他们的孩子都没见过。你曾经最爱看的杂志倒闭了，最喜欢的理发师换了联系方式，你再也找不到他。更严重的是，我已经不能适应北京的天气、公交车上的抢座、饮食的辛辣和肮脏，与狭小的公寓。 然后中国变成了一个陌生之地。而美国，是熟悉却难以亲近的。 于是你变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真真正正的没有故乡。没有任何地方是栖息之地。没有任何地方你可以用熟悉的交际方式认识新朋友，没有任何地方你可以说是真正了解，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之为家。 乔治·克鲁尼演过一部电影，叫《悬而未决》。他演一个繁忙的白领，空中飞人，像无足鸟一样脚不沾地。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发现我也像他一样，如浮空中，失去了立足的根本。 所以我回国，像是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或空中的人需要一个支撑。当然这是毫无用处的——不管我选择在哪个地方居留下来，我都会离另一个地方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