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12

走出影院我和Bird说，雨果真是文豪，两百年前的剧本了，竟然到现在都没有几个本子能超过的。大师对人性的洞察和深刻描写让我和一帮大叔大妈在电影院哭成了傻逼，直到片尾字幕升起，我们还没哭完。 冉阿让是个一切剧作家小说家都会热爱的人物。他的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和进行自我救赎，从越狱后仿佛站在喜马拉雅山上（装束也和喇嘛差不多）寻找太阳的光明开始，到在修道院里被神父感化，到舍身救马吕斯和最后的魂归天国，肉体逐渐腐朽，年轻时的力拔山兮不复存在，到最后甚至都不能自己把行李抗上马车，然而灵魂却逐渐明确自己的方向，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得到了升华。他是剧中夺人眼泪最多的人物，和巴黎街头那小小的、在灰暗的天空下灯火不灭的街垒一起达成了电影的高潮。 在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悲惨苦难的法国老百姓生活之中，雨果描述了这样一个结构宏大、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故事，也是法国的近代史、城市史，阶级矛盾，与人世间各种情感与人性的百科全书。看完电影，最大的想法不是对剧情或导演的功力有所看法，而是全身心地被故事折服。我跟Bird说，像《悲惨世界》这样的故事，不论谁拍都会好看的。 我没有看过音乐剧版的《悲惨世界》，所以对剧中演员的唱功无法比较，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超越了业余水平，休·杰克曼即使没有突出表现，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的；Anne Hathaway出来的时间太短了，但是演技和唱功都是不错的；马吕斯那个小伙在《我和梦露的一周》里面一副弱不禁风的少年模样，这里的唱功还是相当感人的；最招人喜欢的是演Gavroche的Daniel Huttlestone，全身上下处处是戏，最后的场面也赚走了许多眼泪。

我现在的年龄，比爸妈生我时的年龄还要大了。 我有时想，如果让现在的我和那时候的爸爸对话，我们会聊什么？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到我小的时候，佐为同龄的我们，可以聊聊水利农田、生态系统，社会建设事业发展，或者谈谈三国历史；最有可能是聊聊音乐，比如拉个小提琴什么的。是的，所有的这些共同话题，都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 爸爸做的事情大约是农田水利、防汛抗旱一类，所以我现在对这些工程有天然的爱好，比如桥梁、水库、自然生态系统。我喜欢高低起伏的丘陵，丘陵上高高挺拔的常绿阔叶针叶林，夏秋时节各种刚采摘的带着泥土的桔子，柚子，放在铺满松针的木头箱子里，一直能吃到冬天。 他给我讲三国。晚饭后散步的时候，会给我节选似的，讲里面最著名的小故事。草船借箭、赤壁大战，听到失街亭的时候我对诸葛亮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反复追问他三国里面哪国实力最强，结果还是没有听到满意的答案。 小的时候，我觉得爸爸每天都在无止无尽地开会之中。他是公务员，所以我对公务员的概念就是开会，作报告，写稿子，还有免费拿回家的铅笔和稿纸，300格一页的。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会在爸爸开会的时候进去听，看叔叔们抽烟云雾缭绕，爸爸一本正经地说着大人的话，与在家里跟我说话完全不同。我可以在桌椅间戳戳点点，和小朋友打闹。现在回想起来，基本就和我女儿被抱到我先生的电脑前面的状态一样，学着爸爸的样子伸出手指猛戳键盘，得意洋洋，在爸爸的怀里无法无天，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 那时候单位大院的大人们叫爸爸“小王”，叫我则是“小小王”。一转眼，小小王变成了小王，小王也变成老王了。 其实回过头来看，爸爸绝对是个文艺男青年。他大学的专业是测绘，而且是航空测绘，就是拿着透明纸和铅笔描画涂点的那种，这本来就是个极其文青的专业。小时候我用绘图纸粘风筝，家里有最古老的计算机，输入一段代码，可以打出来九九乘法表。我能在美国人面前引以为豪的数学，没准就是那些绘图纸和计算机给我打下的基础。他会做木工，小时候住过十几年的那个家，地上的漆还是他和妈妈涂的。他自己学拉二胡，小提琴，虽然不甚规范。他会上山采草药，懂得区分药草和其他植物。他会游泳，而且每种泳姿都会。我的象棋、游泳、羽毛球都是他教的。他的字典上用蓝黑钢笔写着他名字的英文读音：Heish-Ai。他还能上山打蛇，用剥下来的蛇皮做二胡的蒙面。这一点是当代文青们绝对比不了的。他的爱好很多，上手很快，但每一项都不是精通。后来我发现，我在这一点上简直就是他的翻版。我们都做过很多事情，涉及过很多领域，兴之所至，随手拈来，然后丢弃一旁，再也不管不顾。 所以，性格这个东西骨子里还是遗传父母的宿命，逃不了的。 所幸有这么多爱好，爸爸的退休生活是绝对单调不了的。这种兴之所至的精神现在发挥到了种菜、钓鱼、学英语上。聪明人的好处是学东西快，看看就会，不用费力。他种了空心菜、南瓜、白菜，还钓到了大头鱼。他每天都在博客里炫耀——嗯，我刚发现，连写作这个爱好我们也是一脉相承的。 爸爸今年六十岁了。我看着他从三十岁到六十岁，然而在我脑海里，他和妈妈的改变微乎其微，除了两鬓略添的白发。其实不止是脑海里，他真的是甚少改变，从身材到发型，到动作手势。去年我做了一张他抱着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女儿的拼接图，所有人都惊呼你爸真的完全没变。 其实我知道迟早会变的。万物生长，天地循环，哪里有不变的道理？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已经很知足了。 我觉得他是知足的人。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在人生中也有过各种起落。风光有时，落寞也有时。但他能看淡这一切，并把这条道理教给我和我先生。进入社会以后，大家对我的评价常常是从容平淡。我知道这一点也是遗传爸爸，我们都不会过分关注某件事情，对大部分事情看得很开，尽量让自己想通或尝试了解别人的想法。所以他的人生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有我和妈妈（当然主要是妈妈）平当从容地陪伴，也是种幸福了。 我祝六十岁的爸爸生日快乐。这么多年来，我就给他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对于一个陪伴自己三十年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但我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翻版，所以他也该偷着乐了吧。

写这篇日志的时候，豆瓣电台正在给我播放着一首不知名的吉他曲，旋律欢快而动听。我要在这里写的，也是一个弹吉他的朋友。他在几天前，主动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在好几天之后。我们的朋友圈没有交集，我也是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了别的朋友发出的消息，才知道他已故去的。 我们是朋友；不是很熟的那种，见过几面，在网上聊聊天。认识也是偶然——可能还是一塌糊涂BBS上吧，他发帖，说有一场演出，需要找把小提琴。那时候我才本科大四，小提琴还没有忘光，又因为保了研而整天无所事事，于是就义无反顾回了帖。见到他，觉得就是个小孩儿，提着把吉他，给我张琴谱，是《圣母颂》。我从来没有和吉他合奏过，问他，吉他还能和提琴合奏啊？他说可以。一练习，很合拍，很美。平缓的旋律渐渐流淌出来。小提琴是主旋律，但基本上是他托着我在走，是很有安全感的合作者。 我完全忘记那次演出了，但我从此认识了阿兰。 阿兰比我小一级，不同系，他有很多的爱好，我并不了解。我知道他在高中时因为抑郁休学过一年，但从他的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来。如果他不是最外向的，起码也绝不内向。我一度以为，我搞错了他的病。他自己也并不隐瞒，所以我完全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对一个交往不多的朋友，也确实不太会去关心这些事。 他一般跟我谈音乐，谈他的理想，阿兰这个名字的由来，他如何学习吉他，如何准备做一个职业吉他手。我惊异于他短短几年中的进步，同时暗自为我小时候被逼学了那么多年琴还没学出个名堂感到羞愧。我是个现实的人，觉得人总要靠专业找工作，在音乐上是几乎不可能实现职业的理想的。但同时，我又为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觉得他也许具备成功的特质。但这些想法，我始终没有说出来过。 后来我们又合作了一两次。那时我已经读研究生了，记得是在南配殿的一次演出。多年不拉小提琴终于忘得差不多了，结束之后回宿舍，发现BBS上我们的节目广受恶评。我心有不甘跟他吐槽，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说，都是玩嘛，高兴就好，不用管别人怎么说。 后来回忆起我在校园中的岁月，总有一个镜头是我们在30楼前的紫藤架下面排练（那会儿找不到别的地方），有低年级同学经过，还赞叹两声，或者上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乐器常识什么的。 那年月，我们都觉得音乐是必要的东西。 毕业之后我工作了几年，然后又出国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阿兰。出国之前一个春天下着大雨的夜晚，我和一个朋友去朝阳文化馆听周云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一个抱着吉他的男孩盘腿坐在舞台的地上，为观众弹着一些过场的旋律。我心里一动：那不是阿兰吗？他仿佛和周云蓬他们很熟，是来帮朋友热场子的。我没有上去招呼他，但欣慰地想，原来他还在坚持他的理想啊。 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他，我一定会上去跟他打个招呼，说，我很高兴看到你还在弹吉他，弹越来越好的吉他。 出国之后我在msn上跟他聊过几次，他开始做一些日化产品，护手霜、香水等等，还跟我说，这些东西的成本都很低，可以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出来，关键是市场营销，现在在找人试用，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我跟他推荐了另一个在4A工作的朋友，阿兰还真去找到了她，那个朋友之后还去听过阿兰的演出。 我知道阿兰还在谈吉他，还在做香水护肤品，我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能用上自己专业的路，同时也能兼顾自己的爱好。我很高兴，但也并没有特别去关注他。 直到前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 人在年轻时认识的朋友，也许有一小部分可以保持联系，但大部分是越走越远的；并非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能。有了自己的家庭、住所、工作、孩子，柴米油盐，雨雪风霜，没有校园这样一个封闭盒子一样的东西把我们装起来，在社会这块交叉纵横的大平地上，大家偶然地相遇，打个招呼，然后继续各自走各自的路。 而那些你觉得总有机会再见面的朋友，就这样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我希望阿兰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也希望活着的朋友，那些在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活得好；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不知道能否见面，但若能知道你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活得幸福，跟我一样整天柴米油盐、工作家庭，为琐事烦恼，就是对我们年轻时代友谊的最好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