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没有小费的。所以十年前，当还是学生的我第一次在欧洲做背包客时，就闹了大笑话。由于北欧国家一般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我在德国柏林火车站旁的一家小餐厅吃完饭拍屁股就走，完全没有意识到身后女招待愤怒的目光。经朋友提醒，我才知道世界上原来有小费一说。
在十年后的美国，如果你不给小费的话，可能收到的就不只是愤怒的目光，说不定服务员会扬着账单奔出来向你狂喊：“哎，你忘给小费了！”中餐馆尤甚，一是因为中国来的客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二是因为即使知道，也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或者给得很少。在美国的餐厅小费，比如Red Lobster或者Outback这样中等档次的连锁餐厅，午餐的小费约在15%-18%之间，晚餐基本在20%，餐厅档次越高，小费也越高。在中国，服务员和客人之间，基本是没有联系的。管你笑脸相迎还是横眉冷对，我吃完就走，属于“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境界；而在美国，既然有了小费，那服务员好像和顾客之间就有了点什么，像旧社会跑堂的伙计一样，肩上搭着条毛巾就过来了：“哎客官，里面请，今儿个天气不错啊，您要来点什么？”似乎要请你去他家作客一样。天知道下回你来的时候，他还认识你是谁？
我刚来美国时，对着账单上的小费甚是纠结。在中国，商品是含税的；在餐厅不管吃多少钱，小票上的数字就是你需要付的钱；而在美国，首先有消费税，然后又小费，这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算下来，最终价格远比菜单上的数额要高。而小费的由来，是因为老板们不能一一监视服务员质量的好坏，就在菜单上稍减价格，而由顾客根据服务质量的好坏付给服务员小费。在约定俗成多年以后的今天，若是问我小费是否起到客人监督的作用，我的答案是完全没有。美国人有种混不吝的精神，看你顺眼就对你好，若他今天心情不好，完全不管可能会少收的小费，有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其实，美国的服务业从业者是工资非常低、生活非常悲惨的阶层之一。由于可能的小费，他们的最低工资一般比本州规定的最低工资还要低。美国专栏女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卧底去当服务员时，每小时工资只有2．25美元，而这并不是一份在电脑前敲敲字就可以滥竽充数的工作！他们需要清洁、点单、买单、叠餐巾、擦银器、给饮料机装满水，手里托着四五个几磅重的啤酒杯穿梭在客人中间，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而餐厅经理像鹰隼一样的眼睛监督着每个人，连偷看客人报纸的机会都没有。一天下来是对身体的极大摧毁，他们没有一个人的背部和膝盖是完好的；而由于美国昂贵的医保，想去根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终于明白，美国药店里的OTC（非处方药）止疼片为什么种类繁多名目齐全了；这些蓝领工作者基本是在以身体和寿命的代价赚取微薄的、连一室一厅都租不到的收入。
芭芭拉·艾伦瑞克后来以她的卧底经历为题材，写了《我在底层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 ： Undercover in Low-wage USA），揭示这些蓝领阶级的悲惨现状。并非每个招待、女佣和宾馆清洁员都像她说的一样贫穷，比如我所工作的Nordstrom里面的高级餐厅，服务员就能挣到颇为可观的小费，商场销售更是能拿到可观的提成；然而，她所说的绝非个例。在美国这样医疗和教育昂贵的国家，每小时7、8美元的工资使他们根本无法有任何积蓄，而繁重的工作使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精力和时间来充电或者投资，以改变自己的未来。他们是超市里速冻食品和罐头的常客；由于付不起租房的押金，他们只能住在更贵的汽车旅馆里；即使连这样的水准都很难维持，一场大病，或者家庭中另一个支柱的离开，他们就要住到拖车里面，沦为赤贫阶层。
在美国这些年后，我习惯了给招待和酒店清洁员更多的小费。不是因为他们脸上宾至如归的笑容，也不是因为他们良好的服务，而是因为，这似乎是我所在的阶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阶层与他们所在阶层的唯一交流。这是我能给他们的一点反馈，哪怕是一点希望，也比没有要好。在拉斯维加斯的威尼斯酒店（Venetian Hotel），我碰到一个给客人撑船的女船工。十分钟的游览，她给我们唱了三首歌：《重归苏莲托》，《Let It Go》，和一首意大利歌剧！我惊叹于她优美的嗓音，她告诉我：“我和《Frozen》里演汉斯王子的演员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专业是爵士音乐。他如今成名了，我却变成了一个船工！”在维加斯的夏季，她需要在41摄氏度的室外为客人撑船。
其实，她已经算是蓝领阶级中比较有希望的那一类了。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出身矿工家庭，年轻时流浪各大洲，在英国做过门童，在酒店做过帮人拿行李的服务员。如今他功成名就，彻底脱离了他出身的阶级。我每次与他出入酒店或写字楼，他总能与门童谈笑风生，而我拘谨地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的谈话。他是我见过的给小费最慷慨的人。也许只有经历过，才能真正感同身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