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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黄昏，让人容易想起旧事。 我想起一件多年前的旧事。其时我刚北大研究生毕业，在一家4A广告公司，每天过着朝九晚十的日子。那时候所谓光鲜的“外企”，进去之后就是每天和创意打架，被客户在电话里骂得狗血喷头，从天之骄子一下子掉到尘土里，要不是年轻，真想一头撞死。 这时候我妈有个熟人，熟人有个女儿，在奥组委工作。是的，那是2008年之前，奥组会是个基本相当于介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之间国家部门。她在奥组会混得如鱼得水，头衔光鲜，待遇优厚，机会多，升职快，还有全世界的人都懂的工作职位。谁不认识奥组委啊！ 于是，我也动了心。我让这个姐姐帮我投了份简历，面试那天，我穿着仅有的一套小西装就去了。 面试的是个中年男人，我看了看他手下的人，一票一票的年轻人，估计都是像我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干劲十足，谈吐得体，一看就是大国家机关才有的那种派头。他很和蔼，也没问什么实质性问题，我聊得起劲，海阔天空地说。那时候做了很多学生工作，还去青海支教过一年，在欧洲作过交换学生，应该是比同龄人经历丰富了。聊完下来，自己觉得还蛮好蛮开心的。面试完还有个笔试，考的是我最擅长的语文和英文。我提笔呼呼一蹴而就，感觉良好地出了考场。 过了几天，那个姐姐的短信来了。她在短信里很诚实地转述了面试者的意见：他觉得我不够沉稳，比较浮躁，更致命的是，“过于自信”。 我当时的心情，就像是有个人给了我一棒，在半空中俯瞰着我，用看着奴才或仆人的口气说，你不能为我所用，因为你不够听话。 我从小到大的自信，都是父母和老师一点一点帮我建立起来的。我其实是个天生内向孤僻的人，能与陌生人活跃交流是要开启消耗模式的；在这样的性格中，我能被大多数人认为活泼不怯场，都是各种演出、班干部、公共场合的报告培养出来的。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非常自信、非常开朗，完全能够胜任奥组委的那个工作职位的。 但是，有人说我“过于自信”。 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再也没有和国家机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打过任何交道。我继续在那家广告公司工作，后来换了一家，工资翻了倍，很快升到Director，客户和老板都喜欢我。我是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公司的员工，到的时候，只有保洁阿姨在。 再后来，我来了美国，在Top20的大学里继续读了书，拿了硕士学位，去了美国最大的一家奢侈品零售公司工作，半年前升了职。 在业余时间，我多年的笔耕一直没有停过，个人网站上的文字持续了十年。最近，我出版了一本书，是本人文游记，讲我多年来在各地生活的人生经验和故事。 我现在回过头来，坦然地面对我的那次面试，觉得如果我当时哪怕有一丝承认了“过度自信”这个缺点，我都不会有今天的经历。 我能有今天的经历，或者说一点点成就，都是“过度自信”的结果。如果我不是自信于我的工作能力，我的老板不会连面都没有见过就雇佣了我；如果我不是自信于我的文字，我也不会越写越多，直到出版《太平洋上有座桥》；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老师、做出“过度自信”的决定雇了我的老板，鼓励我写字的编辑，和许许多多赞赏我人生态度的人。 我再也没有和“国”字头的部门打过交道，同样地，也是因为我无法接受一个人用对待下人的方式对待我。是什么能让一个面试官在还没有看到被面者全面展现能力的时候，就说出“过度自信”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连下属的才华都不能加以恰当运用的话，怎么能算一个好的领导者呢？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员工、顺从的下属，没有锋芒的、装在套子里的人。 无意冒犯，但我今天在国字头的部门里，看见了许多这样的人。 这不是我的人生。 说一下结局吧。奥组委在2008年之后解散了，那个姐姐据说去了一个银行，属于分配结果非常好的。更多的年轻人被解散了，需要重头再来，重新找工作。那个中年男人不知去向。当然，他们都从我的生活中一笔带过，墨迹入水般，再也没有 痕迹了。

有一天小朋友不听话，我照例开启唐僧模式，絮絮叨叨地说：“娜娜，你看隔壁那个谁谁家的小朋友就怎么怎么样……”突然Bird阻止了我，说：“不要把她和其他小朋友做比较啊，你小时候不是最讨厌听你妈这么说吗？”我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这样的话，Bird说完之后，我才猛然回过神来，哎呀，这不是微博微信上大家天天批评的妈妈模式嘛。 小时候，我妈是永远不吝于把我和“隔壁家”的孩子做比较的，也是不吝于说“如果你不blabla我就立刻不blabla/你就立刻没有blabla”这样的话的。我长大以后，曾经立志做一个朋友般的母亲，然后发现，还是“隔壁家”的这种带有半威胁半peer pressure这样的方式比较立竿见影。我在不知不觉中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捷径，即与我的成长道路最相近的一条路。 二十年前，我是家里的小朋友，爸爸妈妈是大人。家里的气氛是温馨的，三口之家的重点永远都在孩子身上，爸爸妈妈之间偶尔的玩笑，我“挑拨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着他们的反应而乐不可支。 二十年后，这一轮回百分之百地转移到了我女儿身上。她的小脑瓜永远能抓住她父母的软肋，利用我们的一切弱点卖萌或者卖哭来获取她想要的东西，而我们对此基本是无能为力加趋之若鹜。我们争执时她会出来打圆场，随机地选择站在我和Bird的某一边；而我们开玩笑时她甚至会表现出她的幽默： “娜娜，我和爸爸谁好看啊？”我问道。 “有时候妈妈好看，有时候爸爸好看。”娜娜斩钉截铁地说。 她的反应让我有点懵，但是岂能被小孩子难倒。 “那，娜娜和妈妈谁好看啊？” 我又问。 她歪着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爸爸说吧！” 孩子永远是父母之间的外交官。而我，已经从小朋友变成了母亲，有了自己的小小家庭了。不知不觉二十年了，时光如流水，而我在组织自己的家庭秩序时，头脑中还总是回响着我童年的那个家的声音，爸爸妈妈的家给我的美好回忆。 不仅如此，我的许多行为，都在下意识地模仿爸爸妈妈的家。不用电的高压锅在灶台上嘶嘶地响着，因为控制不好火候，最下面那一层大米烧焦了，变成了锅巴，不太好洗，可是空气中飘散着米饭的香味，二十年来都没有变过；夏天外婆做的西红柿苦瓜汤，冬天做的白木耳莲子汤，都是不常见的菜，而我乐此不疲；教小朋友认字、弹琴，带她上跳舞班，游泳班，都是爸爸妈妈做过的事情，突然间，也变成了我最擅长的事情。 我就这样变成了二十年前的我妈。当我看着我们照片中的面容时，会惊讶于我们如此相似，不止在于容貌，更在于从童年时代就生活在一起的互相影响，虽然十几岁的我是那么乐于出远门一个人到两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上大学；在于几十年来我们的朝夕相处，已经把我变成了世界上的另一个她；同样，我也不怀疑我的女儿会成为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虽然十几年后她会像我当年一样，迫不及待地离开这个家庭，可是她永远会想起童年时父母之间的玩笑，温馨的片刻，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迫不及待地期待成长。 这样，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循环。在时间上，它是线性的，但在家庭中，它是圆形的。外婆、妈妈，和女儿，一代影响一代，在时代、空间、外部世界的变化中复刻着对方。我能看到女儿脸上依稀像外婆的影子，正如我像他们俩一样。那是我们最初的样本，最初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