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的waking|王小心的店

记得小时候上语文课，明里暗里讲阶级斗争的课文并不少。明的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黄继光》、《李自成》，暗的有各式各样的杨朔体散文，从《荔枝蜜》到《茶花赋》，不一而足。翻到父母那辈的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那就恨不得每页上都写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语文课本身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作家莫言说：“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过了好多年，我们才从这种“寓教于乐”、“寓政治于文学”中的教育中清醒过来。

但今天，我在洛杉矶最靠近好莱坞的影院，看到了迪斯尼牌的阶级斗争，美国式的“寓政治于娱乐”。

这部片子政治正确得太明显了。在一个类似于洛杉矶和芝加哥混合体的大都市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动物群体（人类种族）。以非Predator为首的市民阶层（白人）看不起或者惧怕Predator的整个阶层（黑人）。他们对Predator防范有加，心照不宣的观点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生物性”的（参见兔子警官Judy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的发言），同时对于其他动物，如相貌、身高、习性都和他们非常不一样的小白鼠（有色人种）。Zootopia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隐喻美国各种族之间达成了乌托邦式的融合，在这样一座夏与冬、冰雪与热带同时存在的城市中完美共存。

一切都挺好，除了说教得太直白，吃相太难看。

好莱坞的左倾是众所周知的，古有马龙白兰度让个印第安姑娘上台拒绝领奖，今有黑人抗议演员待遇不公平于是特意请了个黑人在做主持，再看看《黑鹰坠落》、《拆弹部队》、《撞车》、《聚焦》的全面胜利，就知道政治正确的加持在这块垄断全国电影业的土地上是多么重要。爱国、种族融合、大熔炉，是学院奖每年必须存在的主题，在大选年的一部动画片里达到了极致。

中国的观众可能不了解政治正确、尤其是种族问题在美国的敏感性，所以看这部电影可能不会太过敏感。但是每个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绝对能感到电影中每分每秒都在说教的“不要以外表看人”——“不要歧视黑人”的道理。老虎、雪豹、狼，代表着凶狠、残暴，是普遍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看法；小白鼠的孱弱、被社会漠视，我觉得很可以代表亚裔和其他有色人种受到的刻板印象。问题是，在大自然中，狐狸和兔子确实是不能共存的；老虎和狮子天生就是捕猎者；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如果一只兔子用影片中Judy警官的善良去靠近狐狸，那么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Zootopia用动物的世界隐喻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却没有想到这个喻体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同样，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正如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一样。再怎么为种族平等唱颂歌，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犯罪率仍然高居首位，学校差的黑人多，黑人聚居区房价便宜，人们谈黑人区仍然色变……这一切是“Biological” （生物性）的吗？当然不是，但社会因素呢？历史因素呢？政治因素呢？避开这许多的深层原因不谈，好莱坞把个兔子推出来背了次黑锅，让Judy在招待会上作了次绝对种族主义的演讲，然后加以简单否定，最后推出“看人不要看门纲目科属种”的中心思想，一锅好莱坞的语文课就上完了，孩子们带着美好的愿望看完了电影，然后呢？一出门，老虎仍然是老虎，豺狼仍然是豺狼。

在这个政治正确大过一切的国家里，所有调和不了的矛盾都借此名义被掩盖。

这就是为何今日川普大胜的原因。虽然他还没有也不太可能会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但今日他获得的民意，已经超过大部分政客的群众的想象了，这已经是绝对的胜利。在一个政治正确至上的国家里，竟然有如此多的人给一个明显“政治不正确”的人投票，这本身说明了什么？调查显示，川普获得票数越高的州里，黑人的比例也越高，但投票给他的并不是黑人。也就是说，种族矛盾越深，就有越多的白人支持川普。美国政府、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多年煞费苦心经营的种族平等概念，如同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袍，实在太容易被击碎了。从这一点上看，中美两国的本质并无不同。

洛杉矶绝对不是一个浪漫的城市。从去年冬天我们驶过交织着风雨和雾霭的1号公路，从西雅图一路奔袭到南加州这座最大的城市以来，车轮上发生的事情就永远充满着惊讶和焦躁。空气污染、双向十八车道上几千辆车一动不动地堵着，炙热的太阳光挡着我开往downtown工作区的目光，就是我每天一成不变的话题。感觉回到了北京，但北京的高速远没有这样远离尘世；在北京堵车，从车窗里往外看，可以看到报刊亭、三轮车、隔离老李卖水果的小摊；在洛杉矶，车的外面还是车，车道的外面还是车道，除了车和起伏的洛基山脉，什么都看不见，营造出一种资本主义后现代风味的末世绝望。

每天早晨，我的车都在10号公路上从西向东奔袭10英里到downtown，傍晚，再从川流的车河中杀出一条血路回家。每天到公司同事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天你堵了没？”而大家的感受惊人地一致。在洛杉矶，公路交通是研究蝴蝶效应的最好题材；101号进城的高速上一个小小的追尾可以导致几十辆大卡车的拥堵；这几十辆大卡车中的一辆占据了10号公路通向101号公路的出口；车辆上不去10号公路，只能走405号高速，而这些等待时间成为了压垮本就脆弱的405号交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还是在晴天的日子里。遇到下雨（虽然并不多），洛杉矶人民简直如临大敌，几乎要请假在家工作以避免必然崩溃的交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的居民像洛杉矶这样如此不会在下雨的天气中开车，连大风雪中的芝加哥都没有这样娇气。

来洛杉矶的第三天，我的车就史无前例地被一辆车追尾。警车还没到，先来了本地不知名的一个拖车，撒谎说们是AAA（美国最大的汽车协会）的人，不但花言巧语地诓骗硬是要把我的车拖到本地的修车点，还让他们的律师，一个带着阿拉伯口音翘着兰花指的秃头差点逼着我签署了起诉对方的法律文件。幸亏警察的电话及时赶到，一句“远离他们。不要跟任何不是你保险公司的人联系。”让我连滚带爬地开着破车回到了家。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只回响着一句台词：“本地的黑帮真是太没有礼貌了！”直至今日，我也没明白“本地的黑帮”是如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知道我的车被撞而赶来，只知道警察的效率远远比他们底下。

不开车了，改坐公共交通吧。于是我每天开车十五分钟到轻轨的免费停车场，然后再坐三十分钟的轻轨到市区。听着不算太远，但几天下来，轻轨的正点率几乎不到百分之三十，完全符合我五年前在南加对Amtrack的预期。三十分钟的轻轨要晚点二十分钟，这是怎样的效率？更可笑的是，轻轨需要等红绿灯，因为对面有汽车需要过马路。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到来了：一天早上，我正在轻轨上看书，突然听见“砰”地一声巨响，我的本能感觉是火车出轨了，除了死死抓住前面的座椅祈祷自己不要摔死之外什么也干不了。然后我们的火车带着尖锐的刹车声往前冲了几十米，终于停了下来。我这才发现，是我们的火车撞上了一辆闯红灯的汽车，带着汽车和汽车司机一起往前冲了那么久。几分钟后（这次倒快），三辆救火车和无数警察呼啸着警笛赶到，进行各种繁琐地救护和口供手续，而全体乘客在早高峰的车厢中等了一个小时之久，才开始各个登记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

我以为这样的事故百年一遇，直到我上网查了查，发现这样的事故每年都要来好几次。去年一次火车撞汽车的事故造成火车上几十人受伤，汽车司机重伤被送往医院。关上网页，我在同情火车司机的同时，决定再也不坐轻轨了。

在洛杉矶，我这样的通勤时间绝对算同事中最良好的之一。后来我和一个同事聊天，她家住在Orange County，每天上班的时间是两个小时，坐的就是Amtrack的双层大火车，和《源代码》中杰克·吉伦哈尔坐的车一样。一天，她几乎午饭的时候才到公司。我问她怎么了。

“我的火车撞死了一个人！自杀的。火车走不了，大家都被留在火车上。”

我向她报以同情的目光。第二周，她又迟到得无影无踪。

“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没看新闻吗？我的车上有炸弹威胁！他们带了狗上来，一个包一个包地嗅。”

她翻了个白眼。几天后，她辞去了工作，告别了每天四小时的通勤生涯。

她并非例外。我的住在Hutington Beach，Long Beach的同事已经学会了边开车边看电视剧的本领。每个人都在说“Terrible”，但每个人都在开车，且没有任何办法离开这座城市。在半夜三点，你可以看到某条高速仍然堵成一锅粥。原因？哦我忘了说，几十年前当洛杉矶还是一座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时，这里曾经有着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公共交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后来Shell和GE为了推广汽车和加油，花钱把公共交通全拆了。

于是今天的我就像一个女侠一样，开着大排量的SUV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高速上奔袭。群山照例挡住了所有洁净的空气，我的视野里，市中心的天际线雾气蒙蒙。车轮下是10号公路，405号公路，60号公路。我的前方是圣伯纳蒂诺山，身后是圣塔莫妮卡，全球最有名的海滨和阳光。我知道每辆车里都坐着一个和我一样焦虑绝望的司机，但我看不见他们。Nat King Cole在《Route 66》里唱：来吧，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过了圣伯纳蒂诺山口，你就到洛杉矶了。

赏

1970年代，波士顿地区第一起神父虐童案被爆出。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一份七十人神父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天主教神父均为有实可查的猥亵儿童施害者。整份名单上实际有八十七人，占到整个波士顿天主教区牧师的6%。 2002年后，这一报道在世界各地发酵，民众终于认识到这不是几个神父的害群之马，而是整个天主教会的精神病现象，从而掀起了对宗教、对人性的反省和拷问。

从第一起虐童到大规模报道，中间隔了三十年。《环球报》的四人调查小组名为“聚焦”，而电影正是根据“聚焦”小组调查此事的真实事件改编，成为今年奥斯卡的大热提名。

影片基本是白描的手法，平铺直叙，从新来的报社CEO要求小组调查这一案件开始，层层推进，剥茧抽丝，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没有惊心动魄的镜头，也没有狗血的情节，却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当他们最早从一个受害人那里知道波士顿有13个这样的神父时；当他们找到精神病学家，听到他的观点说“13个太少了，我的观点是90个”时；当他们走到地下室的档案库，逐字逐条地翻当年神父被调离的目录时；当他们找到了97个可疑名单时；当瑞秋找到一个神父像承认自己去了趟超市一样承认自己猥亵了男孩时；当迈克尔·基顿饰演的记者终于获得他的线人朋友的认可，在最终70人的名单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时；这些镜头并非车祸、死人等中国电影惯用的鲜血淋漓，甚至没有耸人听闻的音乐，却在观众的心上划了一刀又一刀；这是受害人心里最深的伤痕，记者悲悯情怀和做“对的事情”的庄严。最后列维·施瑞博尔作为报社领导说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成为记者的原因”，是本剧的点题，也把电影的主题升华到了人性的高度。

拍此类政治、新闻题材电影，全世界估计没有国家能出美国其右。从《水门事件》始，编剧和导演对大环境下的新闻事件观察入微、信手拈来，工整细致，细节打动人心。看完之后深深感慨，中国五十年内是拍不出这种电影了；一个是缺乏社会环境的根基，另一个人是缺乏社会精英层面在艺术和政治上的统一。中国也有好电影，但都是继承古代文人抒情风格的，比如《霸王别姬》、《小城之春》，文人情怀太重，而政治诉求不足。

全剧中有两个地方我觉得最动人。第一个是瑞秋·麦克亚当斯饰演的记者心情不好，把洗碗机弄坏了，此时另一个记者来找她，两人在门廊上默默地抽烟。同事之间发泄着只有彼此才懂的心情，一个人说，觉得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全部毁了，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另一个人则说自己再也不想去教堂了。观众这才知道，记者也是事件中的受害者，观察得越深，就对自己信仰拷问越重。电影之前的伏笔，是这些人都是本地人，对故土、对教区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任和信仰，如今这一事件的深究把他们的信仰全打碎了。观众可以看到记者的内心，而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客观呈现的载体。

另一个神来之笔是最后马克·鲁弗洛终于拿到尘封的卷宗时，飞奔进出租车打车回报社的镜头。那些被教会势力封印的材料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这些材料是直接指证红衣主教劳尔包庇神父罪行的最有力证据。而此时镜头并未直接给马克·鲁弗洛，而是打在飞奔的出租车上，背景音则是马克·鲁弗洛给报社领导在手机中念出的一封封受害者给主教的来信。这些信件字字血泪，而观众的心也仿佛和马克·鲁弗洛一样飞了起来，恨不能立时就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

《聚焦》无疑是奥斯卡钟爱的电影，有政治，还有左的政治；有客观立场，又有春秋笔法；还有一大票戏骨们极其精彩的群戏。据说演员为了演好戏里的角色，都对原型的性格、说话风格和行事方式做足了研究。马克·鲁弗洛、迈克尔·基顿、瑞秋·麦克亚当斯、列维·施瑞博尔都把不同记者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奥斯卡的提名；演员下的功夫之足，让我都差点没认出来这些演员谁是谁。

日本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自小津安二郎以下，莫不擅长对家庭关系细致入微的描写。《东京日和》里的老头老太，《秋刀鱼之味》里的父亲，《早安》里站台上欲言又止的男女，到最近的电影《如父如子》中的父子，《海街日记》中的姐妹，都是充斥着矛盾却又血浓于水的关系。也许因为日本国土太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所以亲密无间的各种家庭、男女关系，就成为艺术家们潜心研究的样本。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日本文学艺术作品中，对心理关系的结构常常深刻到令人吃惊（最近的样本有《告白》，《所罗门的伪证》等）。

《最完美的离婚》也是这样。中国的优秀电视剧，拍家庭关系喜欢戏剧化，如《中国式离婚》，一定要有个第三者，或者《双面胶》，要有个Drama的婆婆，或者《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要有个变态的丈夫。《最完美的离婚》中没有这些戏剧的元素，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事情：夫妻吵架，性格不合，凑合过日子；男的恐婚，女的用现代主义掩饰自己心中的不安全感……观众可以在电视中看到自己。瑛太和尾野真千子说的那些话，好像是每个丈夫的心里话；尾野真千子的反击，也可以获得许多女观众的赞同。这世界上有多少夫妻是真正soul mate，无话不谈（非柴米油盐层面上的）、终身不渝？大部分没有那么幸运的人还是要经历性格磨合、婚姻触礁、反思结婚目的、重新寻找生活出路的阶段。所以观众看到他们，就像体验自己的生活，从电视情节中追寻自己家庭生活的出口、矛盾的解决方案，这是《最完美的离婚》最大的成功之处。

日本的这类电影好像剧本和台词总是写得特别好，编剧就像是自己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一样，每天端着录音笔把爸妈的对话录下来。除了主角的两对夫妻，他们父母一代作为小城市/乡下的老百姓阶层，那种温馨吵闹又要面子的家庭关系也描写得很棒。作为日剧，节奏竟然不慢，也是让我感到欣慰的点。上一次看日剧还是《半泽直树》，堺雅人固然很帅，可是里面小儿科的剧情和夸张的表现让我几乎没看下去。这部真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