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的waking|王小心的店

美国有两个州，一个叫华盛顿，还有一个也叫华盛顿。

每次和中国的朋友说起这两个地方，总免不了解释一番。我跟他们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听到最多的回答是：“哦，你住在美国首都啊！”美国首都是华盛顿特区，弹丸之地，在美国的东部；我居住的华盛顿州在美国大陆的西北角，通向阿拉斯加的门户，产绿树、森林，星巴克与亚马逊，还有不眠的西雅图。

就这两个常被外国人甚至美国人自己搞混的地名，却有着迥异不同的气质。我的朋友卡尔西，去年刚从一个华盛顿搬到了另一个华盛顿。有天她神经兮兮地跟我说：“哎，你看新闻了么，ISIS又斩首了一个美国人诶！”我说：“是啊，我看到新闻了。”她大惊小怪地跟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讨论这些啊！要在DC我以前的东西，大家早都闹翻天了！”DC是美国人对华盛顿特区的通常称呼，District of Columbia，哥伦比亚特区。她一说完，我脑海中立刻浮现了《纸牌屋》中的画面：每个人都和权势有关，凯文·斯派西的大脸对着镜头，一板一眼地说道。

西雅图确实是个没有政治氛围的地方。人人都以嬉皮为荣、听地下音乐Grunge为乐，二十年前曾是涅槃乐队的大本营，在唱片销量如日中天的年代，经纪人在路上看见一个穿着法兰绒格子衬衫、背着吉他的年轻人就要上去搭讪，妄图发现下一个柯特·科本。这种盛世景象虽已不在，可西雅图人的嬉皮精神可从来没有变过。大部分企业的着装要求几乎为零，在冬日的灰暗雨天中，每人一件Northface的冲锋衣，一手拿咖啡，一手揪帽子，大义凛然地冲进雨中。华盛顿州的这种嬉皮精神，与东岸的华盛顿特区的衣冠楚楚相比，几乎是两个世界。

卡尔西就是为了摆脱东岸的政治气氛，才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岸的。她的经历有几分传奇：母亲是大使，父亲却是个木匠，出生在冷战时期美国在东欧某国的大使馆，后来父母离异，她随着母亲辗转来到俄国、东欧，在瑞士最顶级的寄宿学校上完了高中。我今天正在跟她讨论金三胖的神秘失踪，她突然说：“你知道么，我和他其实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在我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下，她继续和我八卦了这所学费巨贵的学校的种种轶事：比如同学都是中东公主，比如有钱人在校内来往不同的大楼之间也要打车等等。她很可惜当年没和金三胖聊过天–当年他在学校里也完全不出名——要不然她能把更多八卦卖给小报云云。

就是在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度过童年的卡尔西，大学时却选择了美国最著名的一所军校。“我当时同时被牛津和军校录取了。结果我去了军校。”“为什么？”我问。“因为军校有学费减免！”她说。“我当时傻死了，如果我能穿越时空，一定会揪着当时的我的小辫子，让自己去上牛津。”

现在的她痛恨军队，即使她曾经在军队中服役。“简直不是人！”她皱着眉头回忆到。“他们让每个人在海湾里游泳，全副武装，泅水三英里！十几公斤的武器呢！”我心里盘算了下，勉强开口道：“听起来好像也还好……”“十二月！”她叫道。她的丈夫也是军队出身，被派到阿富汗、非洲等多地出任务，留下她和她新生的婴儿独自在家。“你知道么，我到非洲去看我丈夫的时候，把我儿子用毯子一裹，带着个奶瓶，就上了飞机！”

“那你怕你丈夫万一牺牲什么的么？”我鼓足勇气问出了这个问题。

“怕啊！怕得要死！”她大大咧咧的说，“要不然我为什么要离开华盛顿呢！”

现在可好了，她拖家带口穿越了北美大陆，来到了完全没有政治的西雅图。就连奥巴马总统来访，大家也是通过公车司机的广播才得知：“我们今天有点儿堵车哈，大伙儿耐心点，总统的车队正在路上呢……”在首都的时候，卡尔西说她的日程安排都是根据总统的行程决定的：总统哪天要出门了，一定得绕行，要不然肯定堵车！听到这里，我不禁默默地想起了长安街的禁行令，原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

离开政治的卡尔西不时也怀念一下政治的刺激。最近我们公司发生了一件美国式的乌龙事件：邮件室收到了一封装满白色粉末的信件。顿时，公司上下如临大敌：警察来了，警犬来了，HAZMAT（危险物品处理小组）来了，连新闻记者也来了。办公室关了空调，在暑热的天气中，每个人被逐一登记身份证，疏散的时候还得跳进一个塑料泳池打湿自己。美国人在处理这种疑似恐怖事件上的程序和繁琐真不是盖的，HR给每个人发信说：请大家不要去任何地方，沿着最近的路线直接回家，回家必须洗澡洗衣服！

我当成大笑话讲给卡尔西听，谁知道她不以为然地说：这事儿太常见了，在我们特区，每隔几天就要来一次！

首都人民果然是见过世面的。

在人生的头十六年里，我和大部分中国三线城市长大的姑娘一样，连外国人都很少见过。英语是有口音的老师教的，语法和词汇好于听力和会话；最远去过的地方是上海，妈妈念叨了桂林许久但是从来没去过。

在祖国的八十年代，这是大部分家庭的状况。十六岁的时候，我突然考上了北大。从京九线坐二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金秋的北京，我好像来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北京占有了我大部分的青春。我和天南海北的同学坐火车和大巴逛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从南京到东北，从苏杭园林到黄土高原。那时候对旅行的概念还仅限于“去一个地方”，看看景点，看看古迹，谈一场心满意足的恋爱，然后回到原地。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让大部分瞠目结舌的选择。我决定去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回族和土族自治县的的藏族“民族中学”支教一年。在我学习的专业毕业的学院，大部分同学毕业去的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或者律所，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中国崛起的黄金十年中的中坚力量。

而我，选择了远离。

我从来就是一个疏离的人。客气的朋友用“闲云野鹤”来恭维我，美国人直接说我“Indifferent”。我在看书看电影时哭点巨低，但在现实生活中正好相反。高原是疏离的最好选择。那所海拔3000米的民族中学在青藏高原上，背后是雄伟的祁连山脉。高原的阳光经过雪山的反射，明亮刺眼，把我晒脱了皮，一片一片的红色。我教的学生都有高原红，校领导、县领导请我们吃饭，每顿必喝，喝完必唱，清脆的藏语山歌在黑夜中远远地回荡开来。我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这么大，大到我看不见边际。那是家乡南方的竹林和北京的城墙所不能围住的；我如同飞出太阳系的探测器，前面有无穷无尽的范围等待我去探索。

教书之余，我常去学校外面的一家名为广惠寺的喇嘛寺。有时候门关着，我就坐在门槛上，看红色屋檐下面蓝蓝的天空。里面的喇嘛请我进去喝茶，我看着他们转动转经筒，一圈一圈，上面金色的花纹已经被磨平。初冬的下午，高原上的天气冷得渗人，而屋子里烧着煤炉，弥漫着酥油茶和香火的味道。铜碗上沁出热气凝结的水珠，密密麻麻，像永远也看不完的、我不认识的佛经。那个喇嘛和我聊天，说起他的家乡，他学佛的安排，他还俗后的计划。我给他拍了照片，但总是没有机会给他。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回到北京读研，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这个陪我度过一个安宁下午的人，那些陪我度过许多无聊时光的学生娃娃，那些沉默的群山，它们成为我生活中某个时间、某个空间的一部分，我们互相成为对方的回忆，然后在脑海中的某个区段，定格了。

我不再刻意做“去某个地方”的旅行，然而这一年的生活在别处对我的影响是，我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地疏离当下的生活。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地球上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了：我去了欧洲，在丹麦人的家里一住就是半年，管女主人叫妈妈，管她的女儿叫妹妹。我走遍了欧洲，后来又去了加州，去了芝加哥，去了北美大陆的许多地方。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尽量把自己当成一个“在其中”的居民而非“观察者”。美国警察鸣笛让我靠边停车的时候，我像在北京一样，陪着笑脸，双手递出驾照，战战兢兢地说“大哥您好”；在加州永不改变的晴天下，我仰头呼吸着紫外线，心里想起的是青海高远的天空，寂静的空气。生活永远都是相似的：在这里生活，与在那里生活，除了每月缴费的煤气公司的名字不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是人。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面容，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想法。在走过了太多地方、认识了太多人之后，国籍、肤色、种族的概念在我头脑中逐渐模糊起来：我认识了在俄国长大、在瑞士受教育的美国人；我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波兰人；我认识了在德国工作的日本人，说的德语和日语我全都不懂，只能从他的德语中找出我认识的丹麦语词汇；我认识住在丹麦一辈子，然而头发眼睛都是黑色的库尔德人。我开始学会不以他们所说的语言来辨别一个人，或者说我根本不辨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只看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眼睛，听他们的故事。这就是世界主义的含义。一个人比他所走过的地方的总和还多——不是旅行成就了你，而是你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由于练就了这样的一身本领，我开始喜欢和人打交道。由于在许多地方都生活过，与陌生人见面，我总能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话题。我开始和哥本哈根城里来的设计师谈我住过的丹麦乡下，和美国中西部的学生谈他们家乡的玉米地，和公司的同事谈他们上大学时打工卖景点门票的经历。从加州辗转到芝加哥到西雅图，我永远在“定居”与“迁徙”中徘徊，我开始不刻意去旅游，因为我发现，只要在生活中每天都能发现新的事物，那旅游其实是不以地点的转移而定义的。

在西雅图这座雨城，我白天在一座家大业大、被我称为“美国国企”的时尚零售公司工作，安安静静地做我的市场分析，淡定自若地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数据，妄图从中分析出时尚的趋势、顾客的走向、东海岸的暴风雨对销售数据的影响；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开形形色色的会，听到各大区的经理讲述他们顾客的故事，和他们自己的故事；晚上，我的心中汹涌着文字，试图把那些来自平淡生活的东西升华成超越凡世的凝固体，并把它写下来：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和我生命中遇到的值得写下来的人和事情。

我不担心我的文字有一天会枯竭，在我的生命枯竭之前。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写成无数的值得纪念的东西。然而世界主义者的悲哀是，我失去了故乡。每个他乡都似故乡，每个故乡都不是魂牵梦萦的那一个。那个二十年前的南方，十几年前的高原，十年前的北京，若干年前的丹麦小镇，都在频繁的拆迁与重建之中遗失了；即使没有空间意义上的拆建，那些人——曾经在某个阶段与你有着某种交集的人——也一去不复返了，如同陈凯歌拍《百花深处》时的疯子，站在胡同口的残垣断壁，徒然地想象着曾经的生活。我生活在每一个他乡，可惜我不能同时生活在每一个他乡。

这，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自白。

美国人对体育的疯狂在全世界也算是名列前茅，然而美国人的体育项目包括田径、橄榄球、棒球、徒步、打猎，就是不包括足球。午餐时，托比问我说：你喜欢什么运动？我说，Football呀！他说：那你一定喜欢佩顿·曼宁吧！我说，我说的是足球呀。他恍然大悟，哦，Soccer！ 不忘加上怪模怪样的英国口音。在美国没有足球，足球就是橄榄球。在路上如果碰到头戴NFL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美国橄榄球联盟） 帽子的大叔，都在脑海中自动代入中超字样，方便我识别他的社会阶层和兴趣爱好。

美国人不看足球，可是橄榄球和棒球都是国球。橄榄球的盛况类似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足球，那么棒球可能和中国的乒乓球差不多。孩子们从小在街角公园挥着一根球棒，过生日爸爸再送一副棒球手套，从此开始了全民皆球迷的棒球生涯。棒球需要场地不小、灯光不少，然而奇怪的是，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见灯火通明的棒球场，在夜幕下闪烁着高压灯耀眼的光芒。吃过饭的男女老幼来到球场，随便分组就开始比赛，男女混赛，打得有滋有味，不管是窈窕的年轻靓女，还是托着啤酒肚的发福中年大叔，你来我往，乐此不疲。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了中国的小巷路灯下一群人围着象棋棋盘，仿佛看世界大战一样指手画脚，路灯的光晕正好罩在棋盘上，是地球另一边的的清平乐。

橄榄球是另一种美国国民性的体现。每当我向中国的朋友介绍橄榄球，都是这么开头的：你看过《三国演义》吗？三英战吕布，马行千里，飞走如风，大战三百回合，各路人马夹枪带棒你来我挡，“呀”一声，“乒砰”两枪，错手而过，回枪杀来，转灯儿般厮杀，看台上八路人马都看呆了。这就是橄榄球。橄榄球是暴力，是血性，是开蛮拓荒时代殖民精神的遗产和古罗马角斗士灵魂的重生，充满了对“大”和“力”的崇拜。据说橄榄球在前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经常有人在场上死亡，后来修改了规则才温和一些，但血性不改。

在美国，从学校到职业都极其崇拜橄榄球，大学校队的橄榄球员是女孩们追逐的对象，如同古希腊载誉归来的战士。死敌球队之间的橄榄球赛也像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是可以掀起整个城市或大学熊熊战火的活动。在西北大学和宾州州立大学比赛的时候，校园里是一片紫色的海洋；对方球迷不甘示弱，开了一夜车，长途奔袭到西北的莱恩菲尔德球场，为自己的球队加油打气，兵临城下，气势汹汹，比足球流氓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惯了暴力场面的橄榄球，难怪美国人理解不了以技术为美学的足球。可是有些美国人的无知和封闭让我吃惊。世界杯小组赛时，我和同事们正在小酒馆里聊天，一女人指着屏幕上的比赛问我：“那是什么？”我回答说：“FIFA World Soccer Cup啊！”她回过头来瞪着我，好像我说的这几个词不是英语词汇一样。我同情不会说外语的美国人，对任何非英语世界的信息都无法了解，正如我们把英语踢出高考一样。

世界杯在美国之外的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今年美国队成绩不错，奥巴马也发了推特为国争光，这引起了一部分男同事的兴趣。公司培训时恰逢G组的美国对德国，葡萄牙对加纳的生死战，大家干脆把比分投影在大屏幕上，方便大家随时关注战况。我一低头看见泰德正在低头看手机，问：看什么呀？答曰：嘘，手机直播实况呢！我俩心照不宣地对看一眼，装模作样地继续开会。

当然，这样的热情也就到美国出线为止。到八分之一决赛，大国强队如火如荼，美国人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只要不是自己比赛，就当世界杯这档子事没有发生过一样。美国对自己国家以外的关注少得可怜，与世界上其他人民的共鸣几乎不存在，从世界杯上可见一斑。奥运会也是如此，没有美国队的比赛、或者美国人不感兴趣的运动，NBC几乎从不转播，让我们在国内看惯了跳水和乒乓的心情何以堪。

同事杰西卡也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大部分人觉得有英语就可以走遍世界，大部分人觉得美国从政治制度到生活质量全球第一，仿佛没有其他国家存在似的。“当然，还有我们的度量衡！”我相当宽容地接受了她的自省，同时不忘吐槽一番关于我每天多么辛苦要把摄氏温度转换成华氏温度的劳动量。说真的，摄氏100度是水开的温度，华氏100度呢？只能是美国人发烧的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