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乱七八槽

收到朋友寄来的明信片。几个字，漂洋过海从另一个大洲到达这里，和许多广告邮件、杂志、账单放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躺在信箱里。 我是个爱写明信片的人。虽然有短信、微信、各种电子设备，但都无法模拟写下明信片时，墨水落在卡片上的痕迹。在黄石看见小黑熊时些微的震惊，站在埃菲尔铁塔上面看天空的云飘来飘去，涅瓦河的河水浩浩汤汤，都是写明信片的心情。仿佛贴上邮票，寄出去，就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封存起来寄给了朋友。在心里，仿佛听到了那边微不可闻的，“砰”的一声，像酒塞拔出了红酒瓶，封存的东西飘出来，酒香四溢。 明信片是微型的写作。更大一点的是日志、随笔、评论、小说、长篇小说。有多少人有从电影院出来，心里觉得有东西要说，不吐不快的经历？看过一篇小说，要找个人评头论足一番，让他听听自己的想法？可惜，这个世界太大，而我们太孤独，想倾诉的人不在身边，于是我们只能在人山人海的演唱会上举着接通的手机，一个人旅游的时候写下明信片，把想要说的、想要对方看的东西，统统倒在里面。 再有的时候，压根没有人可以相视一笑。写评论，写散文，写小说，不过是把自己记忆的闸门打开，把珍贵的东西放在保险箱里，按下发送键或者另存为，把它锁起来，仿佛这样可以永不忘记。其实哪里能不忘记呢？看到过去自己写的东西，都忘记了当时的心情，仿佛注视着另一个人，只偶尔会为当时的自己唏嘘喟叹：为什么在这里变成这样了呢？如果当时不怎么怎么样，生活是否会有另一个结果？ 我不习惯网络连载的小说，作者最大限度地迎合读者，读者甚至可以改变主人公的命运，或者作者本来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完全看读者的喜好而定。如果我写小说，一定不想写那种在每章末尾都写“求票”“求粉”“求评论”的小说；我热爱那种从不出面发言的作者，每一个字都像是写给自己的东西，读者是副产品，你们爱看不看。写作是最私人的事情，而读者改变主人公的命运，就像是恩客要求妓女变化床上的姿势。但是，这样埋没了许多好的作品。我知道有许许多多好的作者，写着一个人的文字，像完成一件使命一样，伏在书桌上默默耕耘。写作时，空间与时间与我们的空间与时间割裂开来，如果作品不小心流传到别人那里，也像是接到明信片时那轻微的“砰”的一声，然后，酒香四溢。 他们有自己的乐园。

几年前一个黑暗的夜里，我和Iris坐在张师傅的出租车里回家。我突然想到，这是我结交方式最离奇的一个朋友之一。之前的大部分朋友，我都是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校园里交上的。而这一个，是我在上班之后某一次在小区里发帖找人拼车时，惊见她的头像是我当时喜欢的一个明星，而大聊特聊一发不可收拾而开始的。此后她历经各种感情波折，我历经各种感情波折，我们的吐槽主要在上班和下班的出租车上进行。我不但找到了一个拼车的姑娘，还找到了一个好朋友。 《纽约时报》上最近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为什么三十岁之后我们很难交到新的朋友。基本上，是因为找到朋友的条件很难满足：相似性、没有计划的重复会谈、有利于倾诉自己心声的环境。我发现，我和Iris的友情的开始，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从事相似的行业，整天加班累得像狗；我们喜欢过同一个明星；我们没有计划但每天早晚各三十分钟的北京堵车时间给了我们重复性的聊天空间；最后，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我们各自的吐槽成了我们友情的导火索。 我们只能在拼车的路上找到朋友，最最基本的原因是：三十岁之后，我们已经过了“探索性”生活的阶段。如同一段警铃突然在心中大作，我们意识到，生活已经脱离了诸多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给生活规定一条路。 前不久我有一个面试，面试我的是学校十几年前毕业的校友。他问我，为什么我的简历上会有如此多的经历，专业、经验、业余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领域。他说他喜欢追问一个人的历史，追问他的个人故事。我想了想，只能说：因为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我对太多的东西有好奇，所以我愿意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但其实，他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一直在追问自己，尝试这么多东西对自己的人生是否有益。在如今这个短平快的时期，大家追逐的都是触手可及的利益，崇拜的都是年少成名，羡慕都是那些IPO了到手上千万美元的原始股雇员的运气，想要得到的都是有闲有钱上班无所事事喝茶看报纸下班饭局酒局麻将局的工作。 一句话，我们过早给自己规定了人生的道路，我们放弃了太多可以尝试的机会。 当然，我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怎样是最好的选择，犹如我面对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询问，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最好的答案。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选择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在职业上，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行业；在生活上，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爱人。我们没有办法规定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会怎样运行下去，但起码，我们享受了过程而不是结果。 下面说回交朋友。文章里有一句话深得我心：作者在说到几年前他在社交场合遇见的一个哥们是说：他突然发现他们喜欢同一张专辑里的同几首歌，同一个电视片，同一场演唱会。他突然觉得，如果在大学里遇见这哥们，他很可能会是他婚礼上的伴郎。 看，朋友之间也会有“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觉。如果早几年遇到此人，他们的关系也许就像How I met your mother里面Marshall和Ted的关系；可是现在，家庭、小孩、工作的拖累，使得我们要匀出一个打电话约饭的时间都难。 这就是为什么人不能过早停止“探索性”生活的原因。你一辈子的朋友都是在探索性生活的时候交到的。那时候我们可以和任何人出去喝酒、聊天，在晚上肆无忌惮地说话。你在那时候碰到了影响你一辈子的人，在那时候的生活成就了一个现在的你。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学生在本科阶段不用学任何实用性课程的原因。因为在那个阶段，对你影响最大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和教授的聊天、一个讲座、图书馆的一次邂逅，或者宿舍的一次夜谈。实用性课程应该在硕士阶段完成。享受这样的过程才是对人生最有益的事，虽然现在的许多大学“产业”也许并不同意我的话。 我在探索生活阶段交上的朋友刘思达曾经说，他觉得人在二十五岁之后就很难接受新的事物。这也许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天知道，但这确实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二十五岁之后的生活变得更专注、更直接，但同时也更狭窄。交朋友？试试出租车后座，小区花园，和金宝贝婴儿早教中心吧，当然，如果你哇哇大哭的孩子也同意的话。

 文/王小心 我和丁志健都来自小城市，靠自己的奋斗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我们毕业于一样的学校，在外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开同一个牌子的车。我们买了房子，可能还在不错的地段，我们在北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们有了可爱的孩子。我对这座奉献了青春的城市有了太多的感情，家般的依恋。我知道在一天的辛苦工作后，华灯初上时，我开车行驶在夜色阑珊的车水马龙中时，有一盏暖暖的灯光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等我。 然而，这个家一般的城市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不敢轻易对微博上的各种传闻发表评论，因为在这个每个人都是传播者的年代，我不能对无法确认真假的事情表示愤慨或随意转播。我希望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人性，或起码仔细思考事件背后的可能性。但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把自己代入这个故事，却无法思索出一条可能的出路。车门被中控锁死；水压太大打不开车门；有限的力气无法踹开玻璃；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工具。除了等待救援，我别无他法。然而我为之奋斗的社会、我依法缴纳的所得税，没有给我带来生命的保障。我的最后希望，是给自己的亲人打一个电话，希望他们来救我，因为本来应该救我命的110，竟然在这个时候占线；而120告诉我不应该打这个电话。我的最后希望，是我娇弱的、拿着一把锤子的妻子，从暴雨中的通惠桥一路跑着过来，双膝下跪向救援人员求救。 我最后的希望，是她微弱的声音在风雨中回响：“丁志健，我来救你了。” 直到手肘撞破、头骨撞碎，也无法逃出生天。 我们并不怕天灾，我们怕的是明明有希望，最后却变成了绝望。 在美国，我也打过几次911。第一次是车的后窗玻璃被淘气的孩子打碎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十分钟后，警察开车过来询问情况。第二次小区停电了，有人拨了911，不到十分钟，尖锐的汽笛声响起，指挥车、警车同时过来抢修。公寓的火警在深夜响过一次——后来被证明是误报——半夜十二点，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开着消防车过来，带着大斧、消防带、手电、头灯。检查完之后发现是误报，他们没有生气，而是微笑着对疏散的居民说：“欢迎回家”。任何一起车祸，一个911打过去，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一起出动，即使没有人员伤亡，也要确认事故情况；街边画着红线的消防通道从来没有车辆占用；警笛所响之处，所有车辆自动靠边停车。 我初来美国时，觉得警笛刺耳，半夜扰民。后来我知道，虽然有太多狼来了的故事，但一盏闪烁的警灯之后，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如果说，一个人被困在暴雨中的车里还可以归因于坏运气，那么，消防、警察、急救等国家机器在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情势时的无可奈何，则表明了制度的缺陷；而救援人员在面对丁志健妻子下跪的苦苦哀求时的无动于衷，反映的则是人性的缺失。人性的缺失与制度的缺陷如同蜡烛燃烧的两头，共同侵蚀着我们的社会。可怕的是，这两者并不是没有关联的。制度的缺陷导致了人性的缺失，而后者反过来也加速了前者。 我相信那些救援人员并非恶意，他们也知道水下可能有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但在这样的社会里，谁又能相信谁多少呢？他们可能觉得丁志健妻子的话不够真实，他们可能觉得下水风险太大，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带够足够的工具。这是我从最善意的角度去揣度他们之后，所能猜测出的结论。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用负责。他们不用对这片辖区负责，他们不用对这个社会负责，他们不用对纳税养活他们的人民负责。他们只用对他们的领导负责。当领导来了之后，丁志健的车终于被捞了上来，而活生生的一条人命，也消逝在一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国际都市的主干道上。 如果溺水的是他们的亲人朋友，我相信那些人不会无动于衷。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亲人负责。但在一个非自给自足的现代社会、一个并非凭一己之力能完成所有事情的公共空间中，如果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亲人朋友负责，我们还能生存下去吗？丁志健的故事并非只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上演：我们的亲人生病了，只能靠自己的节蓄，一场大病下来，经济拮据的家庭往往负债累累；我们的父母老了，养老金发放迟迟不到位；我们的孩子上学，靠的不是分数而是赞助费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这不再是一个靠个人奋斗可以获得安全、生存和自我价值的社会；我们的抱负被太多东西拖累了脚步，我们充满希望地步入这个社会，最终却变成沉入暴风雨中的车。 这不是丁志健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社会的故事，这是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那些对农民工或者贫困者的遭遇无动于衷的白领们，请恐慌吧，因为这样的故事已经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丁志健是我素不相识的师兄；丁志健可能是我身边的同事；丁志健可能是我的妻子，我的丈夫。 丁志健可能就是我。 丁志健的命运在回家的路上沉入水下，永不浮起。 我们的命运在这个城市摩肩接踵的高楼后面沉入水下，永不浮起。 本文版权属于王小心 http://www.wangxiaoxin.net，转载请注明

陈绮贞唱过《旅行的意义》，说“你看过了许多的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的美女”。许多人觉得度假就是旅行，旅行就是度假。“我要请年假去旅行啦。”可是度假的意义，和旅行是不一样的。旅行的意义在于去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的人，经过许多的事；可是度假的意义在于放空、发呆，让自己短暂地变得单线程起来，思考，或者什么都不思考。 中国人没有度假。我们没有假期观念，连双休日也是十几年前才有的概念。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在于怎么吃饱饭，怎么买房子，怎么养孩子。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提起度假；他们说“旅游”，是一个人出差去桂林另一个人跟着；是单位里刚好有车去省里带上孩子去玩几天；或者邻居的叔叔阿姨去“旅行结婚”。我的假期是暑假和寒假，待遇是图书馆可以借好多书，写完假期作业可以看会儿电视，夏天可以去江里游泳，冬天可以去溜冰。没有“假期”。没有在忙碌的工作中放空出来的，什么都不用干的那几天，没有自己的时间。 我中考完后，爸爸去井冈山出差，顺便把我带了去。只有在中考完了这种没有暑假作业的“大假”时，我才能每天什么都不做地无所事事。从盘山公路一路上山，我照例是晕车的；但听着爸爸单位的叔叔们侃大山（当天的话题好像是国民党的失败原因是内讧太厉害之类），我也觉得倍儿有意思。到了茨坪，暑热一扫而空——井冈山上的湿度和温度比山下都低很多，没有蚊子，没有空调，也不需要风扇。他们开会去了，我可以在宾馆的阳台上一个人呆着，坐在藤椅上好像是看一本叫《中篇小说选刊》的杂志，先从喜欢的题目看起。一上午过去了，四周静悄悄地，远处是墨绿的山，柔和的雾，好像在下点小雨，又好像只是雾气。我所做的一切不用对任何人报告，也不用对家长老师负责，这是只属于我的时光。那不是旅游，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度假胜地。 青春总是急躁的。上大学时一到假期就急匆匆和同学结伴去旅游，恨不得把全国所有高校的宿舍资源都利用光。去了很多省，很多大学，很多博物馆。没有一次像度假。在青海的一年很多时间在学校后面金黄色的青稞田里无所事事，或者在山坡上的松林里发呆。可惜那时候心气浮躁，只恨时光不能匆匆再匆匆，瞬间流走。 后来我知道什么是度假了。人都有背井离乡的本能，我们喜欢不停地走，仿佛去过的地方越多，就越值得炫耀。所有人都对网上那些卖房环游世界、骑行西藏、辞职去丽江开旅店的人赞叹不已，去过哪里成了饭局间最流行的谈资，可是我要说，那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我们像《三体》里门说的一样，同时拥有贪婪地探索宇宙和不停地思乡两种完全相反的本能。度假不像旅游，它不用拿出来炫耀，因为你可能根本哪里都没有去——也许就在近郊的苟各庄住了几天。它是私人的事情，是忙碌与忙碌间的润滑剂，是心灵的与世隔绝，是诗意地栖居。 我想起来广惠寺的那个喇嘛。藏传佛教地区有这样的传统，年轻男子出家一段时间，之后再还俗，娶妻生子，也可以继续修行。我在初冬的下午去拜访他，他请我喝自制的酥油茶。我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望着手中的茶碗壁上精致的花纹，和碗沿上细密的水珠，对他们不由得羡慕起来。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朴素而简单阿！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甚至看不见书籍。而这样的生活又是多么安详阿！” 六月份刚去了西雅图。刮着海风的太平洋流带走了湿气，所以虽然多雨，但并不潮湿。深夜到机场，几乎无人。早上起来推开窗，呵，好一幅富春山居图。高耸入云的冷杉密密排在公路两边，树端就是云朵。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暮光之城》里的贝拉为什么会在爱德华带她飞到冷杉顶端时被倾倒。这是我喜欢的风景，看那些树可以看一早上，一上午；正如看海龟，养热带鱼，去动物园，或者拍摄流星一样；而这与你是否在丽江或者泰国无关。与旅游无关。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不过是朴素又安详的生活。   附录：给xx的一封信 （若干年前） 某某:     这是我的备课本,也是我们这里唯一富余可以按需分配的纸张.而我坐在办公室里,因为我们的房间里的炉子因为管理不善老是熄灭,所以只好跑道这里来取暖.这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早晨他们都没有起来—-我只好一个人爬到大通汽车站,坐上到学校的中巴.车里除了司机和售票员之外只有两个人，因此我可以随着车里一如既往的《阿拉木汉》的旋律随意哼唱。升起的阳光融化了车窗上的冰花，远处阳面山上的积雪已经融化，而阴面还是耀眼非常。路两旁的树叶已经掉光，因此空气清冷的很。我不禁想起前几天刚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把最后的靴子套上了还是冷，踩在厚厚的雪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该死的校车竟然没有用防冻油，于是到半路一堆人下车用路旁的干草烧油箱，直到“砰”的一声油箱爆炸，让我们一场惊魂。     但是这里的老师穿的竟如此单薄。他们说，现在还热着呢，等到下第十场雪的时候，你们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寒冷。     现在还热着呢？     我不知道北京是否这样。恍然之间，我们已经相距两千多公里和不止一个年代。我常想，若这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不一样该多好，这样每个人都能听到新鲜的故事。可是偏有那么多的人把自己和对方绑在一起，夜以继日的重复相同的生活。转眼间，你我都成了新鲜故事的传播者，只不过我们共同的本科生活，那甜蜜悠闲的本科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远处山坡上的原始森林还坚持郁郁葱葱，只是戴上了白色的帽子；飞鸟展翅在林间飞翔。昨天，雪后初霁的午后，我一个人带着相机，到镇子郊外的广惠寺去。刚拍了机长，一个穿紫色袈裟的喇嘛闪身出来，邀请我进去看看。这是个规模很小的藏传佛寺，廊前挂着牦牛毛制成的综毯。转经筒整齐的排列在门前。他引我进去，在昏暗的殿堂里指给我看宗喀巴大师的千佛像，还有未来佛，观音，护法神的等身像。我们坐在他那间狭小的门房里聊天。他给我看他们念的佛经，一页一页用油布包裹好，全是藏文。我也搜肠刮肚给他讲内地汉传佛寺的景色，他好像听得很会心。     他是互助人，今年三十二岁，修行已经十四年了。     谈了一会，他请我去他家喝茶。原来所有的喇嘛都集中住在寺旁的一个大院子里，从那里可以望见白雪皑皑的达坂山口。国家给喇嘛们的待遇都很好，每个人有一大套房子。房子的外面看起来很破旧，因为是土墙，但里面确实意想不到的好。坐在里屋的大炕上，他拿出一大碗酥油和炒面。就这样，在这个初霁的午后，在这个暖意熔融的炉边，我平生第一次喝道了酥油茶。味道很奇怪，有点像牛奶和茶叶混在一起的味道。他让我把下面的茶水喝完，让上面融化的酥油沉淀下来，再和炒面拌在一起，加上糖。这炒面也是他用青稞面自己炒的，是他们每日的主食。炒面吃在嘴里，甜甜的，像素糖的味道。     看着他进进出出的忙碌，我不由对这奇妙的生活产生了一丝遐想。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朴素而简单阿！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甚至看不见书籍。而这样的生活又是多么安详阿！没有功利没有纷争，有的只是一尘不染的房间和心灵。我望着手中的茶碗壁上精致的花纹，和碗沿上细密的水珠，对他们不由得羡慕起来。     走出他的家，外面的阳光依然明亮。而空气依然清冷。我甚至开始觉得这个安静的小镇也变得喧闹了，广惠寺才真正是一个万径人踪灭的地方。我开始怀念寺旁的松树沙沙往下落雪的声音了。     这就是我在这个生日前夕，一个下午的经历。希望你在北京能拥有一个愉快的冬天。

爸爸退休了。他对自己的退休生活相当有计划，扛个根鱼竿，天天去钓鱼，前几天还钓上了据说是个人钓鱼史上的，最大的鲤鱼，重达十几斤。他还在离家不远的荒地上开垦了一片地，种上了莴苣，空心菜，南瓜等等。土地经过他的调理，变得肥沃黝黑，蔬菜长势喜人，已经上了父母家的餐桌。 爸爸是农村出来的人，他的人生前十几年都在农村度过。小时候听他给我讲他童年时候的趣事，常常听得我睁大了眼睛，像听传奇一样。他跟我说，他和他的“老庚”上山打蛇，把蛇皮剥下来，装饰了自己做的二胡的琴面。那些故事对于一个在城市生长的、最怕的动物就是蛇的小女孩来说，简直像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 然而，每年一度的回乡下对童年的我来说，是最发愁的事情。没有电灯，没有路，冬天一下雨田埂上就布满了湿泥，滑得根本走不动路；他们说我听不懂的话；床上有跳蚤，每次回去都要被咬，痒上一个礼拜；没有卫生间，厕所是几块木板，怕掉下去不说，还没有手纸！最可怕的是，我晕车。从家里到乡下不过几十公里的直线距离，要坐车，转车，或者坐船，然后再走上好远的山路。每年到了临近农历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愁，变着法儿地跟爸爸说不要回去。但是爷爷奶奶都在乡下，每年只有这一次回去拜年的时间，于是变成我的年度受难大戏，雷打不动。 直到初中之后，跟爸爸上山去给妈妈采治病的草药，农村的生活才逐渐有趣了起来。暑假的时候跟爸爸回家，口齿不清的弟弟叫我“姊姊”；虽然有蚊虫，但天台上的星星多得像筛子一样，银河是条真正的“河”；萤火虫在我眼前飞舞，青蛙在池塘边嘎嘎地叫；从村里走到最近的汽车站，要翻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坡，上坡下坡，上坡下坡，仿佛永远也没有尽头。乡土中国，仿佛就藏在爸爸领着我走过这些山坡时，给我讲的三国，农村的大戏，露天的电影，和子不语的怪力乱神的故事中。 年纪越大，我就越喜欢回农村。爸爸是农村人，我是农民的女儿。他身上的农民气质，即使读过了大学，在城里生活的时间远远多于农村了之后，也没有改变。我喜欢去村里的祠堂，即使家谱里没有我的名字，据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在祠堂放了鞭炮；爷爷的旧居前面的樟树有几百年了吧，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无论是谁办喜事，村里所有人都要去吃酒，号称流水席；小小的池塘旁边妯娌姐妹在洗衣服，还是用木棒捶打，一如几百年前。樟树的枝叶倒映在水中，远处的山和田变得一点点，那是来时的路。我想起马致远的“落花水香茅舍晚”，秋深长亭，落日疏林。 后来爷爷去世了，爸爸带我去他的坟上。太阳明晃晃的，远处有蝉的鸣声。我们都不说话，心里很安详。 后来看到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很有共鸣。他的笔下中国南方的农村，正是我小时候厌恶，而长大的喜欢的地方。看他写到被拆的祖屋，被大队长五毛钱一棵卖掉的几百年的樟树，人们吹吹打打迎接宗谱的场面，都与我看到感到的一模一样。我发现，小时候那些被我视为痛苦的事情，现在变得愉快了。一部分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本身改善了；而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农村变成了心中的遗迹。我对农村的厌恶，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农村的经济上的利用与文化上的抛弃；而我对农村的重新喜爱——喜爱也许不能说明这一感情，更像是贴近和怀念——也许是整个社会对宗祖的需要与在信仰上一无所有之后，重建的妄图。 城市是国际化的，共和国几十年下来，城市里的历史基本变成了零。站在东三环上，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与欧洲、东南亚、或者美国的大城市有任何区别；而农村还是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还保留在那些国际化、全球化进程尚未触及的地方。除了农村，哪里还能在过年时看到舞龙舞狮唱社戏？除了农村，哪里还能看到兄弟、姐妹、同族、妯娌？除了农村，哪里还能看到年事已高白胡子老长的族长，传统意义上的红白喜事，奶奶手上的玉镯子？ 我想起小时候那条永远走不完的上坡下坡的山路。后来有了汽车，发现这样开过去，不过半小时的距离。朱苏力也说了，中国辽阔乡土社会中的田园诗意正在消失殆尽。我跟爸爸说，带点种子来美国，在后院上开垦下美洲吧。

图片来自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37735713/，1946年的北平彩色照片 周末去San Diego 的Old town散步。明媚的下午光线下，这个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城市起源之处被改建成一个历史公园，在5号公路的旁边对游客一览无遗。木质的建筑标示着今日文明的昔日火种：这里是第一家威尔斯·法格银行，这里是圣迭戈论坛先驱报的第一家报馆；这里是1800年代的糖果店，里面的糖果机还和百多年前一样运转着；手工冰激凌店的姑娘还在用手工方法制作冰激凌；在高大的棕榈树的树荫下，有墨西哥小贩兜售西班牙风情的饰品，印第安乐队吹奏不知名的北美原住民情歌。 后来我听说，西班牙殖民者16世纪来到加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地区以来，修建了很多天主教的Mission。这些洁白的尖顶教堂不止是为修行者和僧侣服务，也为徒步的旅行者服务。每座教堂与教堂之间的距离都在一天的脚程之内，风餐露宿的旅行者长途跋涉了一天，猛然看见蓝天下白得耀眼的教堂，那是方圆几十里内唯一醒目的建筑，也许就是这些尖尖的塔楼和微微晃动的钟声给了他们继续旅行的希望。 几百年后，圣迭戈大区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公路、房屋、机场和绿地占领，那些洁白的尖顶被湮没在高速公路的喧嚣和车水马龙的城市之中，再也不见踪影。 每座城市的背后，都有一座看不见的城市。 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故宫，在图片上看过无数次的我仍然被金碧辉煌的皇家气派所震撼。六百年来，居住在天子脚下的老百姓估计也和我一样觉得高大的紫禁城和从里面走出来的人与他们的生活遥不可及。三大殿建造在高高的地基上，坐北朝南，方方正正地往那儿一摆，明黄的光，重檐庑殿顶的气，压住了下面一片黑压压的四九城合，灰突突的四合院儿与长马褂。那曾经是北京城的制高点，一切建筑不能逾越的高峰，往西北看过去，景山、后海，白塔仿佛瑶池仙境，绿荫婆娑，环绕着的城门镇住了北京的风水，勾勒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际线。 后来我和家住哥本哈根的Jenny解释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她眼里的震撼和了然。中世纪的城镇发展起来的欧洲老城也有象征着一个城市权力和中心的制高点，多为教堂，而教堂下面就是公共场所的广场。那些广场至今仍然熙熙攘攘，卖花的大婶，卖啤酒的大叔，行色匆匆的路人，迎风招展的条幅，他们没有更改，然而北京城的制高点和明黄色的大殿，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人发过一个图集，是1940-1950年左右的北京城的彩色照片。在古老的胶片摄影技术下，那座城仍然显得泾渭分明，金色的顶，红色的墙，绿色的树影和灰色的四九城。那是我们再也看不见的帝都旧影。 我站在东二环的过街天桥上往东看，巨大的广告牌挡住了我的视线。广告牌的后面什么也没有。它矗立的地方，曾经是1949年无数专业和民间的建筑学家们抢修过的东直门城楼。这座建造于燕山脚下的城市，严格遵循了中国西高东低的建筑规则，道法自然，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依着山势而走，就连金水河也是中国河流走向的模型。是什么时候，这座城市的影像渐渐开始消失了呢？是最后一个皇帝搬出紫禁城开始，还是从城楼和四旧们的纷纷垮塌开始？那些城楼已经不存在于这个城市的影像之中，这座曾经天人合一的城市也只矗立于某些人的想象里；在想象力，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不见了，阻挡天际线的高楼也不见了；烟尘、污染、肮脏的雨水全都不见了，那不是一座充满广告牌、天桥和地下通道的城市，而是一座堂堂皇皇起于华北平原之上，立于燕山山脉脚下的城。 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城市像海绵一般，把旧的东西吸干而膨胀起来。描述今天的城市，应该包括描述它的过去；这座城市的今天把它的过去像掌纹一样藏起来，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只能从一点点若有若无的痕迹上找到它曾经的存在。 我们并肩而立，共同欣赏着这座看不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