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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科普读物之一。首先，这本书解答了我这辈子最有兴趣的问题之一：人类为什么有民族/种族在经济和文明上的优劣？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赤道几内亚，而不是赤道几内亚人征服了欧洲？（这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名字可以推广到任何一个目前占领先优势和劣势的国家，例如，为什么是西班牙人征服了印第安人，而不是反过来？）而本书的答案也很简单：各民族的领先或者落后是依据其所在的环境（地理、生物、气候等等）而决定的，而非先天的生物性差别。 听起来很简单，是吧？这本书有400多页，洋洋洒洒，从史前文明一直讲到二十世纪。然而作者的条理就是这么清楚，逻辑就是这么缜密，一本书看下来，就像作者上了一节课，或讲了一句话一样，从头到尾都在精确地从论点出发、提出大论据、小论据、论证每一个部分的每一个细节。我看这本书，常常为他精密的逻辑叫好，深感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在传播科学时的信手拈来。 然而这绝不是这么一个看似艰涩的问题，竟可以被写成一本在公车上、马桶上、茶余饭后阅读的休闲读物。字里行间的幽默感不时让读者会心一笑，尤其是当作者写到自己老祖宗的行为之时。从第一章：“走上起跑线”的标题开始，就让读者的心跟着作者的笔走了：所有的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然后再迁徙到了现在的各个大陆，仿佛运动员被安排到了不同赛道，走上了文明进化的起跑线。如果当时有个外星人来参观地球，那么他对当时各地区经济文明的排名，一定是与现在非常不同的。到底是什么因素让某些大陆、或某些民族胜出了呢（到目前为止）？ 接下来，作者从地理位置、植物、气候、大陆环境等方面逐一探讨了各种因素对人类进步的作用。为获得尽可能多的植物和动物，我们需要最多样性的环境（植物和动物尽情地来吧！）、最多样性但稳定的气候（适宜从事农业生产，因为天气需要被预报）、最适合传播和交流的大陆。如果这个外星人可以选择挑选地球上的某一个区域，他会选择哪里呢？答案很明了：八千年到五千年前的新月沃地。这里的地中海气候有着稳定的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集中的植被、从海平面到高山的地理多样性带来了丰富的物种，而处于亚欧大陆边缘的地址位置占尽了交通便利带来的传播和资源交换的优势。亚欧大陆有着最长的横轴线，这意味着文明和物资的传播能在温度和气候条件都比较相似的同纬度地区迅速地进行。 想想非洲大陆吧，埃及文明发明的轮子到公元左右才终于横跨了撒哈拉大沙漠，传到南非；而美洲的墨西哥沙漠与巴拿马地峡，相当于把美洲分割了几个事实上的小片大陆。相比之下，欧亚大陆得天独厚，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最早的文明都出现在亚欧大陆及其边缘的原因。 由此展开，作者分章讲到了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所有被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被驯化的；不能被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被驯化之处。”作者自创的生物法则“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让我哈哈大笑，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人类至今只有寥寥几种被驯化的动物，而美洲大陆文明落后、甚至连轮子这项发明都被摈弃的原因，是因为整块大陆上没有可以被驯化的动物。驯化的动物促进了稳定高产的农业、提供了可以供养更多人口的蛋白质，以及用于战争的武器。更重要的，长期与动物共同生活的人类产生了来自动物身上的传染病的抗体（奇妙的是，大部分传染病病毒都是从动物身上而来了，一直到现代也是。想想艾滋病与埃博拉）。这种抗体让他们在入侵新大陆时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当地没有任何抗体的居民，包括在最近500年被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美洲大陆原住民——印第安人口。 除此之外，本书还对文字、传播、政体的兴起等方面做了一一阐述。这本书像一幅历史画卷，让我们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虽然他们很可能并非意识到这是竞争），地理、环境、生物、气候资源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民族的生死。有些非常有趣的常识，我看到之后才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比如： 澳大利亚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农业，因为澳大利亚大陆的气候是地球上最反复无常的。这个大陆没有一个可以预报的气象，受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影响，它们的气候是以十一年为循环的。某一年可能大旱，下一年又可能大涝。这样的气候让农业的收成无法预测。 看到这里，你大概能明白澳洲超市的香蕉为什么有时能卖到14澳元一公斤了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对讲到自己国家的部分尤其感兴趣。我为中国的文明感到自豪，同时也为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生物的恰到好处而感到幸运。中国的南北轴线短，东西轴线长（古代中原地区），这有利于经济文化在同一纬度地区的传播；有两条横贯全国的大河，让交通更加便利；地势相对平坦，海岸线平直，有利于统一（想想地中海曲折的海岸线和阿尔卑斯山，连拿破仑都没能统一欧洲）；这使得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几乎从未分裂过，并可以以举国之力造就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这是中国在公元后的头一千年如此发达繁荣的原因。然而，同样是这些原因，让中国逐渐失去了优势。作者的一个例子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紧随而来的海禁政策是中央作出的，这使得任何地方性的更改都失去了可能。然而，哥伦布航行新大陆时，是受到了多次赞助人的拒绝之后才终于得以实行的，而这些赞助人之间的竞争使得哥伦布的航行最终得到了资金，开创了历史新的篇章。 在我看来，本书也有有一些局限。第一个局限是，历史是经验科学，而非实验性的科学，虽然作者的本行——生物学和人类学是实验性的。我们只能对历史的结果作出一些推断，而并不能宣称这些结果是因为某某某原因得来的，这是“相关性”与“因果关系”的不同，正如上例，我们并不能说，中国明朝以后的落后，是因为郑和没有发现新大陆。作者自己在书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他仍然认为宏观的历史是可以预测的。 第二个局限是，作者是站在既成事实的西方发达论上进行他的论述的。我一直在想，西方的发达，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当年的东方或中国有一个契机，能够保持它的强大，继续领先于全球，那么全球文明很可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发展路线。现在许多网络YY小说，讲的其实都是中国有 沿着西方的方向发展，坚船利炮、格物致知。我认为，如果东方能够强大起来，它的哲学与发展路线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民主、人权，可能都不会是今日最时髦的词汇，甚至不一定是褒义词（也并无贬义）。 我想到不久前看的一本书，叫《美国种族简史》，最早出版于1980年代。在那本书中，提到黑人之所以全民性的贫穷，是因为黑人来到美国的初始身份是奴隶，从而养成了“磨蹭和逃避工作的习惯”。我不知道一个民族在几百年前养成的习惯是否能维持到今天，又是否会依据今日的环境而有所改变；不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能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给了我们其他的解读。

新书终于上市了，辛苦了一段时间，觉得往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首先感谢的是父母。从记事开始就教我认字，让我在五岁的时候就能自己看365夜故事和《上下五千年》，在没有网络的时代给我买了一书柜的中小学生作文选，让我在语文起步早于其他人。 感谢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张昆生。她是上海知青，下放到我们这个三线城市教书，带来了大城市的气派和规范。她教了我最规范的发音、笔顺、标点符合，让我至今骄傲于我最标准的语文。 感谢我初一的语文老师谢咏。他那年刚从师范大学毕业，没有老教师身上的世故和酸腐，用自己鲜活的教学感染了十几岁的顽皮学生。感谢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使我感觉，我的文字是可以为人所理解和欣赏的。他只教了我们一年，然后就因为体罚校领导的孙子被罚到乡下中学去教书，一怒之下去了深圳。当时的他比现在的我小十岁，回顾时光里的那个小青年，希望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感谢我高二和高三的语文老师段瑞士。他有魏晋风骨，脚上总是穿一双皱巴巴的解放鞋而不以为意。他最爱古文，讲信陵君窃符救赵神采飞扬，讲活了整个课堂。 在这些人身上，我深感语文之美，中文之美，以及背后整个国家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从此我迈上了一个文艺女青年的不归路，并一直感到自豪。 后来在大学里又慢慢提起笔，开始写在稿纸上，后来存在电脑里。我用过一塌糊涂的文集，博客大巴，windows live，到现在的wordpress。庆幸的是，我一直没有放弃。生活是旅行，写作是出口，我的文字因为朋友与陌生人的阅读而存在，并且日积月累，机缘巧合，出了这本书。 在写书的过程中，我每天要上班，晚上要带娃，周末要安排各种家庭活动。感谢我的先生，我经常跟他“请假一天”，他就二话不说地带着娃出去，给我一天短暂的清净，赶上几万字的进度。 每次有不认识的人通过邮件或者网络向我提起，他们读到了我的文章，这文章又给了他们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文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可以延续生命。有了文字，我可以和五千年之后的人对话，正如我可以和司马迁和曹雪芹对话一样。文字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在，它是永恒的。 感谢永恒的文字。

洛杉矶是个无法形容的城市。它既深刻又肤浅，既花哨又荒凉，既疯狂又肃穆，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这是洛基山下的一块盆地，被淘金者和电影从业者开拓成一座造梦之城，俊男美女们趋之若鹜，不要钱的硬照满天飞；这是北美最繁华的文明地带之一，然而登高远望，只看见一片荒漠，和从圣博纳蒂诺山谷吹来的猎猎风尘和沙砾。 在南加住的时候去过几次洛杉矶，和南加简单明媚的温暖比起来，洛杉矶就是个在太平洋东岸的纽约，大杂烩，永远堵车，永远是黄色的天空，永远是虚假景观的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吸引着被好莱坞电影洗脑的一代又一代人。这次从西雅图去洛杉矶，一到机场就觉得热风扑面而来，八十华氏度的温度炙烤着我们立刻脱掉了外套和冬鞋，换上了短袖和墨镜。这里的人们不关心天气，因为天气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无聊的好。 然后是空气污染。在青山绿水的地方住惯了，对空气质量变得十分敏感。我几乎可以呼吸到空气中的灰尘。靠近城市天际线的地方是黄色的，接近天顶的地方才有蓝色。 NN非常兴奋，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和我们出远门，虽然这以在飞机衡量的美国，不算什么远门。她穿上了她的小凉鞋到处跑啊跑，在迪士尼炙热的地面上啪塌啪塌地走路，跟米妮照相，坐海盗的飞船。中午不睡也不觉得困，早上五点出门，直到半夜十二点才一头栽倒在酒店的床上。 我们开着租的克莱斯勒在加州10号高速公路上狂奔，四年前无比漫长巨大的高速公路如今在车的后视镜里飞逝而过。四年的时光改变了多少事情，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还是初到美国的天涯孤客，如今连NN都已经陪伴我们三年了。我们在Riverside同样的酒店同样的位置照了照片，而当初的姿势和恬淡的心境是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开车到Joshua Tree 沙漠国家公园，这个我们全家加起来来了六次的地方。我想起当年美国的摇滚歌手Gram Parsons，无数二十七岁俱乐部中的一颗流星，他对这片土地有着莫名的感情，也许他从孤独而绝望的约书亚树种看到了自己同样孤独而绝望的灵魂。后来她死了，他的朋友偷运了他的尸体，葬在国家公园的深处，不知道哪一片荒凉的土地上。约书亚树双手举起，望向天空，永无答案。 棕榈泉是美国人均泳池面积最多的城市，讽刺的是，这座城市建立在一片沙漠上。浪费的美国人不知道从哪里找到那么多水，浇灌了这片荒漠，使之看起来竟然有些郁郁葱葱。这是有钱人的退休天堂，干燥了气候舒缓了他们病痛的关节，温泉的水看起来是那么温暖。这里有巨高的消费，巨多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旋转缆车。 NN非常兴奋地坐着缆车，然而她对高度并无概念，并不觉得可怕。我们只看见一座土黄色的城市在下面冉冉升起，像《看不见的城市》总马可波罗说的一样，城市出现在你面前的方式有各种。山顶是立刻下降十五度的天气，湛蓝的天空，仿佛可以捉到的负离子。这里冬天是滑雪胜地，夏天是度假胜地，只要有钱，在这里什么都能买到。 大洛杉矶，天使之城，罪恶之城，欲望之光。这里有挥金如土的明星，也有从上上个世纪就蜗居在此的中国城侨民，他们仿佛活在一百年前，因为这里与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全美国最正宗的中餐，海底捞吃得我现在还在怀念，几乎想要买张机票再去一次，起码比回国便宜。棕榈树下的购物中心都是亚洲人，背着Chanel包，带着黑超墨镜，但体态似从未上过健身房的那种。墨镜后的表情都是故作矜持而炫耀的，他们是新钱，与贝弗利山的那些人，本质上并无不同。

《清明上河图》的成功，不在于它的绘画水平和艺术风格。在文人画和山水画流行的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想境界是出世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所以，像清明上河图这样事无巨细地描绘人间的场景，是入不了他们的眼的。可是，知识分子都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偷窥当时的平民生活，飞鸡斗狗，红尘滚滚。在这一点上，《清明上河图》是时代的录影机、记事本，在一个没有录像照相技术的年代，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最生动的画卷。看着这幅画，我们甚至可以走进那个年代，对那里所有的人和事，小到店招陈设、饮食物馔，大到社会关系、阶层地位，人情往来，都可以有最细节的了解。这胜过千言万语、著书立说。 作者野岛刚继续他的讲故事能力，从故宫说到清明上河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精华一一起开，说与众人。与故宫的文物颠沛流离一样，这样伟大的艺术品来到人间，也经历了几起几落，五进宫、四出宫，在贪得无厌的权利和民间波谲云诡的斗争中幸免至今。这部作品本身刻画的是红尘，可是作品本身在红尘中的命运，几乎可以讲成与画作同样传奇的故事。如果要拍成电影，估计可以拍成像《指环王》那样的上中下三集，讲述所有拿到《清明上河图》的人，从严嵩到溥仪，都没有好下场的诅咒。可惜中国目前没有好的文人导演，拍个《富春山居图》且能拍成四不像的“国际”大片，又怎能指望有人会讲一幅国宝的颠沛流离。 《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也对作品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解释。在五米长的画卷上细细描绘八百多个人物，并把整个画卷设计得如文学作品一般，起承转合，跌宕起伏，这样的伟大作品，竟然是由一个并不出名、甚至没有入选皇家画师名单的画家完成，并基本证明是一人完成，我难以想象，张择端当年是揣度了多大的热情、多坚韧的毅力，花了多少功夫、多少时间才得以完成。这是清明上河图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最为人民记住的不是幽静的高山流水，更不是孔雀起飞时哪只脚先抬起，而是这些最世俗、最本真的笔触，那是我们老祖宗的生活，也是我们自己世世代代的生活。

2012年，我在黄石公园。 我记得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光污染的八千平方公里上，除了偶尔迎面过来的车灯，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正在经历到黄石以来最长的一次奔袭——从蒙大拿州的公园北门一路狂奔到怀俄明州的公园南门。突然副驾上的Dan大喊：StopStopStop！！！！我还以为撞到了什么不明生物，下意识地捂眼睛大叫，只听Grace一脚紧急刹车，颤颤悠悠地停了下来。对面一辆车也停在那里，我开始以为是撞车了，结果等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发现一只体积大如大象，肤色深如黑夜的野水牛（Buffalo）从我们身边慢悠悠地走过，距车不到二十厘米，而且还是逆行…… 在黄石，这样与野生动物的奇遇不在少数。我们看见了鹿，看见了数不清的水牛，甚至看见了黑熊。一头小小的黑熊在我们去吃晚饭的路上似乎要过马路去找妈妈，可是又被马路上的车吓住，有点害羞。游客们连呼吸都不敢，静静停在路上等他过马路。仿佛酝酿了许久，小黑熊一跃而过，身影消失在重重的树林里，了无踪影。 【图片】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内的大棱镜温泉 在Lonely Planet版黄石和大提顿公园的介绍中说，在黄石公园最值得做的事情中，看老忠实喷泉只占第二，第一呢？是在Lamar河谷看野生动物。从黄石公园的南门进发，到Grand Village之后往北走，沿着黄石河逆流而上，翻过《2012》中爆发过的火山，我们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带，这就是美丽的Lamar河谷。 Lamar Valley绵延的河谷像色彩缤纷的画面，远处高山的雪水滋润了几千亩的土地。野牛在这里奔腾栖息，麋鹿在林间跳跃。雨后的群山与平缓的河谷之间，洗刷出一道巨大的彩虹。动物真会选地方，把黄石公园最美丽、最肥沃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家，在这里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然而在这片河谷中，作为主要居住者的野水牛在十九世纪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时，被过度猎杀，几乎成为濒危物种。曾经是印第安人圣地、几乎没有被开发的处女地，引起了环境主义者和西部开发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当年的环境主义和西部牛仔博弈的遗迹，去哪里寻找呢？ 我要扯远一点。如果你没有来过美国，那么建议首选黄石公园，因为它横跨四个州，而且都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部牛仔州，可以让你的名单上一下子划掉四个“必去之地”。我问Dan和Grace：“哪个州最西部？是断背山的怀俄明吧？”Dan摇头：“怀俄明那是游客心中的西部。最土、最农村的应该是爱达荷。”的确，爱达荷的洗车价格全美最低，洗车的淳朴小弟收到一块钱小费都会高兴。然而，怀俄明仍然是我们向往的西部。怀俄明的小城考迪（Cody），是全美国保存西部开发遗迹最完整的城市之一。 【图片】去Cody的路上 开车出了黄石公园的东门，眼前是一派外星球般的奇异景色。我们开车不断往前，像是开到无尽的天边。然而考迪于黄石公园，不过约60英里（100公里）的距离。考迪之于美国人，就像乌镇凤凰之于中国人一样，是个有个性的所在。根据这个城市的缔造者、也是美国西部牛仔的著名代表人物Williams Cody命名，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Buffalo Bill，野牛比尔。正如沈从文红了凤凰，考迪红了考迪城，更具体地说，野牛比尔是将美国西部文化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部大开发开始之后，大片的拓荒者来到这里寻找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这里有雄伟的落基山脉，有辽阔的平原，有朴实的印第安人。这些独特的人文地理使得考迪认为，有必要让东部的美国和全世界认识有浓郁个性的美国西部。作为前美国陆军侦察兵，曾猎杀五千头野牛的考迪组织了名为Wild West的各种巡回表演，并获得极大成功。他给自己起了“野牛比尔”的艺名，并在秀中表演他自己，没想到一炮而红，人们知道了他开发西部、猎杀野牛、建设城市的巨大功绩。两大洲的人民从他这里知道了世界上有这么一块奇异有特色的土地。 直到今天，这种印象还存在人们的脑海中。神秘的印第安酋长、传奇枪手、荒凉曝晒的西部景象、酒吧中穿着大蓬裙子的卷发美女，成为西部片和一切观众心中对西部的顽固印象，正如闯关东、走西口之于我们，成为历史画卷中特别的一幕。开车进入考迪，两边有牛仔的竞技场，整齐的街道，在西部一路上见不到的绿色。城中有巨大的以Buffalo Bill为主题的历史中心博物馆，里面有黄石、印第安、考迪一生等的详细介绍，规模宏大，展品多样，设计精湛，是我去过的美国最好的博物馆之一。 在美国，西部这些今日看起来繁荣发达的城市，也不过一百来年历史。许多城市的成长过程是“自然”的，也有许多加入了人为操控的因素。博物馆里教堂、学校、商店等城市必备设施的模型，让观众自己摆出自己心目中城市的秩序，并与考迪当年的设计相比较。我在考迪博物馆中畅想，当年猎杀野牛、建立西部的价值观，是怎样变成了今日的和谐自然、人与动物和平共处？考迪号称世界上猎杀野牛最多的人，这种孤胆英雄式的作风使他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对象；但人们是怎样意识到保护这片土地的重要性，从而使今日的我们有了能在Lamar河谷和水牛共度美好时光、深夜野牛与我们对开的美妙奇遇？ 走出博物馆，今日美国大部分的城市都已经大同小异。相对中国的多样性（虽然这种多样性已经在渐渐减少），在美国开车旅行最大的无聊之处就在于，开车一千英里，还是同样名字的商场，卖同样的衣服，吃同样连锁店里的食物。即使如此有特色的考迪，今日也被沃尔玛、赛百味占据。望着这些整整齐齐，被巨大的资本机器操纵的商业，我在想，是什么造就了考迪？是什么造就了今日的美国？开车的Grace仍然放着兴奋的音乐，而西部在我们的后视镜中逐渐退去，越来越远。

两个故宫，六十年的悲欢，两岸的离合，中华文明的传承，却由一个日本记者写成，这本身就是讽刺的事情。我看此书时，还不知道作者野田刚是微博上朝日新闻的博主，只觉得两岸三地，这个主题恐怕找不到能比他更好的写手。虽然是日本人，三观立场却深得我心，既展现了详尽的史实，又呈现了记者的敏锐，文字平实不做作，确实难得。 白先勇有篇文章，叫《树犹如此》，标题是写树，其实是写人。《两个故宫的离合》，标题是写故宫，其实是写两岸的命运。故宫中那些国宝颠沛流离的命运，从前个皇朝结束时就已经被注定了。溥仪集团的无知与假天真，九一八之后大量文物的南迁西迁，蒋介石政府在战时的作为，这本书里提到的大量事实是我从未接触的。当作者用沉痛的笔调写道，每个政权结束时，都有大量文物如洪水溃堤一般涌入民间，如2003年伊战时也是如此，我不禁感慨历史的轮回；当他说到蒋介石在日军入侵，亡国之即，也许怀着保存中华文明的企图，而让不畏艰险的故宫管理员，押送着大量文物，在日军大军压城之际，从北平，到长沙，到重庆，到烟瘴之地的大西南，我不禁为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庆幸；当他说到四九年春天，大量外省人的涌入台湾，本来以为是临时搬家，却没有一个人想到之后天人永隔的命运时，我不禁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而当他说到故宫中一对稀世之珍的玉簪，讲过战乱、颠沛流离、意想不到的旅程后，一只还存于沈阳故宫，另一支却在两千年后的佳士得拍卖上出现。文物管理员的感叹：这一对玉簪幸运地重逢了，而有多少人，多少事，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呢？ 我读此书，一时感到幸运，又一时感到伤心。书里写故宫，写文物，却牵扯到千丝万缕的人事、政治、历史关系。两岸渐行渐远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一个死结，故宫几十万件藏品如此，所有的事都是如此。

安是个七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在风景秀丽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做志愿者。我和她同事的时候，有一天聊起传统文化。她问我，中国为什么要破四旧呢？破四旧有什么好处？我想了想，竟不知如何回答。最后我只能说，根据我的想象，几十年前，我们的长辈应该认为既然一切都是新的，那么旧的一切就都应该毁灭吧。其实我对自己的这个答案也非常不满意，因为我不知道旧的东西哪里惹着他们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把旧的东西毁灭得那么彻底。 然后安说，她曾经认识一个台湾女孩，对她自豪地说台湾在保护传统文化，比如繁体字方面比中国大陆做得好得多。她转过来对我说：“王小心啊，这是女孩子的原话，我也不知道保护繁体字是件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句“好事还是坏事”让我发现，美国人民对过去还真是不怎么看重。这很可能因为他们确实没什么历史——这点往往被中国人嘲笑的出发点，但更有可能是他们的历史确实不怎么光荣。美国人没有家谱也没有清明节，安跟我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从旧大陆来的时候往往身无长物白手起家，他们压根就不希望记住过去的历史。是啊，谁会在衣食无忧的时候想到漂流海外呢？ 【图片】安老太太家的感恩节火鸡 这提醒了我，其实中国人对“新旧”的敏感，强过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我们曾经用最残暴的方式毁灭那些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然而沧海桑田，破四旧的那些人们也许想不到有一天，被他们砸烂的佛像、文物，会登上一流的拍卖会，在国际富豪和豪门望族中风生水起。如今的中国沉浸在一种为古老文化、建筑、文物的丢失和毁灭而伤感的气氛中，随之而来的是对祖宗的文化的怀念，和对古旧事物的崇拜；曾经无人问津的古玩市场如今比股市还火，马未都上一趟央视就吸引了亿万粉丝，上至官员下至小学生纷纷开始学习“国学”。 我们似乎总在新旧的两极之间摇摆：我们可以谴责在埃及古庙上写下“到此一游”的孩子，但我们仍然毫不留情地拆去那些成为开发商障碍的城楼、牌坊、昔日的建筑。而那个问“新好还是旧好”的安，她家里的黄铜茶壶和樱桃木家具是意大利丈夫从欧洲海运过来的，几十年历史；家里占据一面墙的波斯挂毯，据说是祖父的父亲从土耳其购得。 的确，美国是一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可是这几百年的历史也如同美国的喜怒哀乐一样，明明白白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从不过分崇拜历史，但历史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年轻的国家给我们留下了一百多前年建造的国家公园，两百多年的大学，和更加古老的宪法。他们的历史“至今沿用”，他们的历史没有断层。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校史讲座。档案馆长告诉我们，当年我们大学刚刚建立的时候，为了招生，校长主任在芝加哥挨家挨户去推广学校，情况估计比《中国合伙人》里面乐观不了多少。校长卖的是一张“永不过期的入学证”，意思是只要你付了学费让你儿子上大学（那时还没有女生），这张凭据可以在家族中世代流传，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都可以免费上学。付一次学费造福万代，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然后档案馆长说：“直到如今，每隔几年，我们还会看到拿着这张入学证的学生，被我们免费录取。”这所私校的院墙之外，当年的围墙还铸刻着建立的年份，创始人种下的大树枝繁叶茂，学校排名已直逼全美前十。 这就是美国人的历史。

作为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城市之一，丹佛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与整个中西部给我的感觉一样：幅员辽阔，寸草不生，千篇一律的town center、商业区和公路。自芝加哥往西，开了几千公里见到的基本就是这幅德行，与东西海岸的风情万种大相径庭。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公司的技术中心就在丹佛，所以我与同事只能义无反顾地踏上东行之路。 丹佛的天气有两种：晴天或者下雪。由于极端远离海岸，又背临北美最大的落基山脉，丹佛的天气如同弹簧一样，不断在极冷和极热之间蹦跶，而且基本实现无缝链接。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下旬，西雅图的樱花都快要凋谢了；可是丹佛在我们去的第二天开始大雪纷飞。前一天还是春光明媚的十来度，第二天早上，我和同事只能百无聊赖地坐在车里，打火，暖车，等着车外一英寸厚的冰一点一点地融化，这个过程用去我们半小时，而此时的气温是零下九度。 除了极热和极冷，丹佛的天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干。从多雨之都飞来的我一到机场变发现口干舌燥，到了酒店发现连双眼都干燥无比。平时用量的面霜和饮料根本不够用，晚上我恨不得起来溺死在浴缸里。从丹佛回来我发现双手布满无比细小的伤口，都是干裂之后没有用足够的护手霜造成的。 与西雅图downtown的繁华不同，丹佛公司的所在是一个扔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区别的工业园区。一周的时间，从窗口望出去，都看不到任何绿色，简直是满目荒凉。回到西雅图，一出机场看到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和满目的绿色，我简直像濒死的鱼跳进了水里。 然而丹佛也并不是一无四处。许多人留在丹佛，是因为它广袤的群山。从Hyatt十八楼的Bar看出去，整个落基山脉横亘在丹佛的西部，如群龙起伏，覆盖着白雪皑皑。飞机起飞的十分钟内，美景尽收眼底，代价是随后两个小时舷窗外一无所有、连公路都看不到的北美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