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为电视剧写评论。《广告狂人》是为数不多的、我想为之写评论的电视剧之一。
2007年第一季广告狂人播出时，我还在中国的4A公司上班。4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两个音节轻轻吐出，在当时代表着中国广告业的巅峰，能引来Vendor同行羡慕的目光。金宝街的夜晚，华丽大厦楼下的出租车，创意部门被关上的日光灯以及漆黑的空间里一盏盏幽幽的台灯，都构成我的生活。曾经在为一支广告配音时被客户骂得狗血喷头，在凌晨三点的出租车上看窗外的北京，是那么冷，冷到像沙漠的夜晚一样，呼出的不是空气，而是冰冷的沙砾。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十年之后再美国，回首当年的广告生涯，觉得做了什么客户、得了什么奖，都被记忆毫不留情地抹去了。留在脑海里的全是细节：和美指一起去酒仙桥的小饭馆吃午饭；离职的时候跟我吵过架的创意总监给我发短信说，你别走了，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在崇文区的旧民楼里和导演拍一支病毒视频拍到半夜，导演不停说：“这条不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即将收工时，导演神采奕奕地说：“再来一条！”再来了无数条之后，此人如今成为了北京城里著名的电影导演，而我在太平洋另一端、现代广告发源的国度里，继续我的Marketing生涯。
我好像是赶上了中国传统广告业的一个尾声。像八十年代东北产业工人走下历史舞台一样，中国广告业照搬美国4A忽悠客户的传统还在，可是逐渐失去了高大上的华美衣裳了。在互联网、社交网络和移动技术当道的时代，广告业早已改变，我也觉得广告业应该改变，可是那些4A的行话，流程，WIP，曾经是照耀一代人梦想的标识，像产业工人的车床、铅锤，光是看着，就有种遗产的感觉，既美好又失落。
Don所处的年代，正好是这样的传统广告业的黄金年代。客户会为了一句文案一掷千金，他们也真的相信电视广告能煽动消费者买他们的产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没有手机电脑的年代，还有什么能比大众传媒更能把注意力牢牢地绑定在一块屏幕上呢？于是有了Harry这样的媒介，有了Peggy这样的文案，有了Stan这样的美指，有了广告人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
他们的提案是那样激动人心，能催人泪下。在第一季的末尾，Don提案的“旋转木马”，让在场的客户热泪盈眶，也让在电视机前的我热泪盈眶。当你做出一支好广告时，你知道这是一支好广告；这种“The one”的感觉，是所有广告人梦寐以求的。Don是所有广告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不是一个个人，而是结合了所有人人生的一个时代标签。他上过战场，经历过大萧条，他睡倒街头，知道人生最深的伤痛；他不得不用另一个人的名字生活，这使他与尘世生活若即若离；他有最漂亮的妻子，最可爱的儿女，最光鲜的工作，最丰厚的收入；他看尽人世一切浮华奢靡与悲欢离合，他不是洞察者，他是洞察（insight）本身。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广告狂人》的七季，写尽了一个上进、乐观、荒谬、愚蠢的时代。我看着电视里的人物，包括孕妇，都在吞云吐雾；今日我在美国上班，和同事们讨论次剧时总是惊异于当时职场对女性的歧视，里面有些人说的每一句话几乎在今天都可以被告上法庭；我惊异于那个时代和今天有了多大的差距，那个积极的，动荡的，不堪一击的时代。
然而，《广告狂人》说的不光是时代。《广告狂人》说的是人。剧中的每一个人，在我周围的同事中都可以找到镜像。几年前我写过剧评《新秀丽手提箱的故事》，讲悲惨的一天之后，Don和Peggy短暂而温暖的师生情谊。这是这部剧中，我最被感动的一条支线。我想起当年的香港老板，长得圆头圆脑，总是身先士卒，挡在我们前面，和我们一起在茶餐厅里抓耳挠腮地想办法，一条一条写在餐巾纸上；我也喜欢Peggy和Stan的友谊或者说爱情，让我想起当年的同事，诚恳正直的北京姑娘，一起吐槽客户一起八卦，直到现在，每年三八节都记得给我发微信，即使我已经远在天涯。
我们创造的也许是一个时代，而我们能回忆起来的，只是身边的人而已。
所以在《广告狂人》的最后，Don从莫名其妙的瑜伽灵修班里脱身出来，回到了麦肯，回到了可口可乐。再也没有时代印记，没有了香烟、人权斗争、总统竞选、女性歧视。只有Don 一个人，继续属于他自己的事业，或者生活，这也许是时代的终结，却是个人的继续。
我们从那个时代里脱身出来的人，也在继续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