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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小心 我和丁志健都来自小城市，靠自己的奋斗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我们毕业于一样的学校，在外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开同一个牌子的车。我们买了房子，可能还在不错的地段，我们在北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们有了可爱的孩子。我对这座奉献了青春的城市有了太多的感情，家般的依恋。我知道在一天的辛苦工作后，华灯初上时，我开车行驶在夜色阑珊的车水马龙中时，有一盏暖暖的灯光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等我。 然而，这个家一般的城市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不敢轻易对微博上的各种传闻发表评论，因为在这个每个人都是传播者的年代，我不能对无法确认真假的事情表示愤慨或随意转播。我希望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人性，或起码仔细思考事件背后的可能性。但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把自己代入这个故事，却无法思索出一条可能的出路。车门被中控锁死；水压太大打不开车门；有限的力气无法踹开玻璃；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工具。除了等待救援，我别无他法。然而我为之奋斗的社会、我依法缴纳的所得税，没有给我带来生命的保障。我的最后希望，是给自己的亲人打一个电话，希望他们来救我，因为本来应该救我命的110，竟然在这个时候占线；而120告诉我不应该打这个电话。我的最后希望，是我娇弱的、拿着一把锤子的妻子，从暴雨中的通惠桥一路跑着过来，双膝下跪向救援人员求救。 我最后的希望，是她微弱的声音在风雨中回响：“丁志健，我来救你了。” 直到手肘撞破、头骨撞碎，也无法逃出生天。 我们并不怕天灾，我们怕的是明明有希望，最后却变成了绝望。 在美国，我也打过几次911。第一次是车的后窗玻璃被淘气的孩子打碎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十分钟后，警察开车过来询问情况。第二次小区停电了，有人拨了911，不到十分钟，尖锐的汽笛声响起，指挥车、警车同时过来抢修。公寓的火警在深夜响过一次——后来被证明是误报——半夜十二点，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开着消防车过来，带着大斧、消防带、手电、头灯。检查完之后发现是误报，他们没有生气，而是微笑着对疏散的居民说：“欢迎回家”。任何一起车祸，一个911打过去，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一起出动，即使没有人员伤亡，也要确认事故情况；街边画着红线的消防通道从来没有车辆占用；警笛所响之处，所有车辆自动靠边停车。 我初来美国时，觉得警笛刺耳，半夜扰民。后来我知道，虽然有太多狼来了的故事，但一盏闪烁的警灯之后，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如果说，一个人被困在暴雨中的车里还可以归因于坏运气，那么，消防、警察、急救等国家机器在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情势时的无可奈何，则表明了制度的缺陷；而救援人员在面对丁志健妻子下跪的苦苦哀求时的无动于衷，反映的则是人性的缺失。人性的缺失与制度的缺陷如同蜡烛燃烧的两头，共同侵蚀着我们的社会。可怕的是，这两者并不是没有关联的。制度的缺陷导致了人性的缺失，而后者反过来也加速了前者。 我相信那些救援人员并非恶意，他们也知道水下可能有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但在这样的社会里，谁又能相信谁多少呢？他们可能觉得丁志健妻子的话不够真实，他们可能觉得下水风险太大，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带够足够的工具。这是我从最善意的角度去揣度他们之后，所能猜测出的结论。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用负责。他们不用对这片辖区负责，他们不用对这个社会负责，他们不用对纳税养活他们的人民负责。他们只用对他们的领导负责。当领导来了之后，丁志健的车终于被捞了上来，而活生生的一条人命，也消逝在一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国际都市的主干道上。 如果溺水的是他们的亲人朋友，我相信那些人不会无动于衷。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亲人负责。但在一个非自给自足的现代社会、一个并非凭一己之力能完成所有事情的公共空间中，如果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亲人朋友负责，我们还能生存下去吗？丁志健的故事并非只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上演：我们的亲人生病了，只能靠自己的节蓄，一场大病下来，经济拮据的家庭往往负债累累；我们的父母老了，养老金发放迟迟不到位；我们的孩子上学，靠的不是分数而是赞助费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这不再是一个靠个人奋斗可以获得安全、生存和自我价值的社会；我们的抱负被太多东西拖累了脚步，我们充满希望地步入这个社会，最终却变成沉入暴风雨中的车。 这不是丁志健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社会的故事，这是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那些对农民工或者贫困者的遭遇无动于衷的白领们，请恐慌吧，因为这样的故事已经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丁志健是我素不相识的师兄；丁志健可能是我身边的同事；丁志健可能是我的妻子，我的丈夫。 丁志健可能就是我。 丁志健的命运在回家的路上沉入水下，永不浮起。 我们的命运在这个城市摩肩接踵的高楼后面沉入水下，永不浮起。 本文版权属于王小心 http://www.wangxiaoxin.net，转载请注明

蓝灰色的天空。北京的冬天。枯树。两年前从来不堵车的机场高速这会儿出了T3就开始堵车。火锅间的热气氤氲。见的人，说的话，八卦的故事都和两年前一样。满是灰尘的家。各种家具和家用的尺寸都好像小了一号。不热的暖气，倒时差的半夜，半梦半醒之间的那些人和事。灯光明灭。 由于后半个假期都在打电话和邮局吵架，打各种各样的出租车穿梭于派出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大使馆-邮局之间重办被EMS寄丢的签证和护照，北京的景色我已无暇顾及，虽然即使有暇顾及，也是被车流和喇叭声所占据。只是在一天路过故宫的后门，透过车窗看见角楼的飞檐翘角，世界仿佛静止了一瞬间，在冬天的温度中，一切的颜色都变得不明显起来，灰色中角楼的轮廓分外明显，前景和背景都是空无一物的深深浅浅的灰色。每个人走过这里，都会多看两眼吧。而我从第一眼看到它们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 北京的生活像快镜头一样从我眼前掠过，没有亲人，我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家。有时候觉得北京是，可是到了机场一个人孤独地拎着行李出机场，又觉得想回美国。回了美国，出机场还是一个人扛着六十斤的行李上下楼梯……我既不能反认他乡是故乡，也不能确认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恐怕真的只有像无脚鸟一样飞机，漂泊在半空中了。 我无暇看到北京的天空，只记得美联航的机长在降落北京前说的一句话：“Welcome to Beijing. This is a beautiful day.”

图片来自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37735713/，1946年的北平彩色照片 周末去San Diego 的Old town散步。明媚的下午光线下，这个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城市起源之处被改建成一个历史公园，在5号公路的旁边对游客一览无遗。木质的建筑标示着今日文明的昔日火种：这里是第一家威尔斯·法格银行，这里是圣迭戈论坛先驱报的第一家报馆；这里是1800年代的糖果店，里面的糖果机还和百多年前一样运转着；手工冰激凌店的姑娘还在用手工方法制作冰激凌；在高大的棕榈树的树荫下，有墨西哥小贩兜售西班牙风情的饰品，印第安乐队吹奏不知名的北美原住民情歌。 后来我听说，西班牙殖民者16世纪来到加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地区以来，修建了很多天主教的Mission。这些洁白的尖顶教堂不止是为修行者和僧侣服务，也为徒步的旅行者服务。每座教堂与教堂之间的距离都在一天的脚程之内，风餐露宿的旅行者长途跋涉了一天，猛然看见蓝天下白得耀眼的教堂，那是方圆几十里内唯一醒目的建筑，也许就是这些尖尖的塔楼和微微晃动的钟声给了他们继续旅行的希望。 几百年后，圣迭戈大区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公路、房屋、机场和绿地占领，那些洁白的尖顶被湮没在高速公路的喧嚣和车水马龙的城市之中，再也不见踪影。 每座城市的背后，都有一座看不见的城市。 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故宫，在图片上看过无数次的我仍然被金碧辉煌的皇家气派所震撼。六百年来，居住在天子脚下的老百姓估计也和我一样觉得高大的紫禁城和从里面走出来的人与他们的生活遥不可及。三大殿建造在高高的地基上，坐北朝南，方方正正地往那儿一摆，明黄的光，重檐庑殿顶的气，压住了下面一片黑压压的四九城合，灰突突的四合院儿与长马褂。那曾经是北京城的制高点，一切建筑不能逾越的高峰，往西北看过去，景山、后海，白塔仿佛瑶池仙境，绿荫婆娑，环绕着的城门镇住了北京的风水，勾勒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际线。 后来我和家住哥本哈根的Jenny解释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她眼里的震撼和了然。中世纪的城镇发展起来的欧洲老城也有象征着一个城市权力和中心的制高点，多为教堂，而教堂下面就是公共场所的广场。那些广场至今仍然熙熙攘攘，卖花的大婶，卖啤酒的大叔，行色匆匆的路人，迎风招展的条幅，他们没有更改，然而北京城的制高点和明黄色的大殿，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人发过一个图集，是1940-1950年左右的北京城的彩色照片。在古老的胶片摄影技术下，那座城仍然显得泾渭分明，金色的顶，红色的墙，绿色的树影和灰色的四九城。那是我们再也看不见的帝都旧影。 我站在东二环的过街天桥上往东看，巨大的广告牌挡住了我的视线。广告牌的后面什么也没有。它矗立的地方，曾经是1949年无数专业和民间的建筑学家们抢修过的东直门城楼。这座建造于燕山脚下的城市，严格遵循了中国西高东低的建筑规则，道法自然，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依着山势而走，就连金水河也是中国河流走向的模型。是什么时候，这座城市的影像渐渐开始消失了呢？是最后一个皇帝搬出紫禁城开始，还是从城楼和四旧们的纷纷垮塌开始？那些城楼已经不存在于这个城市的影像之中，这座曾经天人合一的城市也只矗立于某些人的想象里；在想象力，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不见了，阻挡天际线的高楼也不见了；烟尘、污染、肮脏的雨水全都不见了，那不是一座充满广告牌、天桥和地下通道的城市，而是一座堂堂皇皇起于华北平原之上，立于燕山山脉脚下的城。 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城市像海绵一般，把旧的东西吸干而膨胀起来。描述今天的城市，应该包括描述它的过去；这座城市的今天把它的过去像掌纹一样藏起来，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只能从一点点若有若无的痕迹上找到它曾经的存在。 我们并肩而立，共同欣赏着这座看不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