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没有多少欧洲人在美国生活了。以前觉得欧洲和美国都是西方国家，感觉差不多；后来才知道，欧洲和美国的区别，不亚于中国和日本的区别。欧洲总体上说物质没有美国那么丰富，大家还开手动档汽车，白菜切开一半卖；美国人的浪费举世罕见，只要看Goodwill (美国的慈善商店，卖捐赠的二手货物)里面堆积成山的商品就知道，美国早把消费主义做到了极致。在瑞士读过寄宿学校的美国人Alex告诉我，欧洲人还是比较节俭的，质高量少，比如一件冬天的大衣可以穿好多年。
所以，欧洲人和美国人互相过不惯对方的生活，也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人去欧洲，大部分是为了娱乐；而欧洲人来美国，大部分是为了生活。这个名叫约治亚的萨尔茨堡人来美国，自然也是为了钱。他讲着一口德语区口音的英语，和希腊妻子住在洛杉矶的海边，有两个一头卷发的男孩子，我见到他时，他正热衷于周末骑车兜风，以及去Santa Monica巨贵的店里喝号称健康的自制果汁。
过了几个月，我成了他的下属。
上班第一天，他带我出去吃饭，问我：“你最喜欢哪个古典音乐作曲家？” 来美国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我镇静地用0.1秒把脑子十年前听过的所有唱片过滤了一遍，然后说：“拉赫玛尼诺夫吧。”他点点头，我才觉得过关。工作之余，聊到的话题总是很欧洲，比如我说带小朋友去滑雪，他就抱怨说美国太贵了，他小时候上体育课老师就带他们去滑雪，城市后面就是山，每个娃都在滑雪中长大，轻松得好像我们环城赛跑似的，听得我甚是神往。提到语言，他说自己会说四门语言，我默默地在心里数了一下加上方言我自己会几门语言…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直到上上周我出差开会的时候接到一封突然的邮件，通知了我们部门所有的人在15分钟后开会，除了我老板。在公司里干过的人都知道，这几乎只有一个可能。我心里暗暗吃惊，但无法求证。一小时后和CEO通电话，他告诉我老板已经离开公司了。CEO说得很客气，所谓“Mutually Departure”，双方都同意的和平分手，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回事。
等我第二天回到公司上班，已经是人去楼空，邮件失效，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了。我不仅唏嘘。我的前前前前老板说过：“辞职是一个人除了葬礼之外最接近死亡的东西。”尖刻却有理。一个同事前一天还在和你热络聊天家长里短，相处时间可能比家人都长，但这种脆弱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工作上的，一旦辞职，你们之间几乎不会再有任何交流，甚至这辈子你可能都再见不到这个人了。真像死亡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能感觉到他在美国的企业文化里格格不入。美国人过分热情，上厕所说个“How are you”都能聊上半天，经理开一对一每周例会恨不能把你孩子老公家里的金鱼石榴桂花树都问个遍，才能算是好上级。身居高位，不social不开会不和人撕，简直是一天都混不下去的。在一个大家都在关注棒球、NFL和NBA的国家里，谈论古典音乐确实很难和人产生共同语言，可是，那是他的教育，他的成长环境，怎么会容易改变呢？
不光如此，他的手下也纷纷离职。先是另一个组的总监，临走时说了许多平时不会说的话。然后是又一个组的经理，临走是估计也汇报的她的顾虑。我逐渐看到他在公司的时间减少，总是发Email说“我今天约了医生”“我今天要修车”“我今天要接娃”，让大家面面相觑；看到他出现在team里开始和大家尬聊，完美地诠释什么叫“把天聊死”。一天，他在组会上告诉大家他将会有一个Coach，训练他做一个好领导，这个消息让大家尴尬地目瞪口呆 — 也许这种坦诚比他以前的封闭更让人感概。Coach不到半年，我们就在这个并不是非常合适的时间听到了这个职位的突然死亡。
但其实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与是否欧洲人无关，与是否文化冲突也无关。曾经一次去度假，回来之后发现老板换人了；还有一次入职十几天的老板在我的电脑上贴了个便笺，上书“我走了”，以至于我开会回来之后盯着那便笺看了半天，不知道她的意思是“我回家了”还是“老娘不干了”。VP被解雇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一般都给个主动辞职的说法，总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环球同此凉热。去年，我们公司七万人的CMO直接被炒了，越是身居高位越是胆战心惊，之后的工作也更不好找。
约治亚毕业于欧洲最好的商学院，太太也是欧洲人，毕业于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当年来到美国闯荡的时候想必也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后来太太干得不开心，辞了工作，又挑剔，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就干脆生了二胎，在家养娃，说起来也算是单职工收入，又住在寸土寸金的地方。前两天约治亚还在和我说Santa Monica租金太高，太太估计也要出来找工作，转眼就物是人非了。转眼间，我又有了新的汇报线，新老板铺开一个巨大的摊子，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前老板的痕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抹去了。不知道下次再见到这个萨尔茨堡人，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样的际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