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至少在出国之前从未想过。
如果把我现在的人生平均分成三份，大概是这样的：前十几年在家乡的南方小城，那里有除了我意外基本上所有的亲戚——说是亲戚而不是家人，是因为跟他们的关系一向比较疏远，除了父母，和几年前去世的外婆，基本上没有能说得上话的家人。
中间的十几年，我在北京求学、工作、结婚。在北京我度过了人生最丰富多彩的日子，看不够的燕园景，听不完的讲座，谈不完的男朋友。我记得大学上文化地理学，老师带着我们骑车从北大出发，一路看海淀、德外、西城、故宫，看北京六十年来和四百年的建设历程。海淀是六七十年带多快好省的现代主义，西直门官园阜外大街是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挑高空间和厚实墙壁；德外是四合院的老北京，北海以南是气派的皇城宫城。后来我到芝加哥，听建筑师介绍芝加哥二十世纪的建筑史，从Art Deco到芝加哥学派，从Less is more 的现代主义到less is bored的后现代主义，我想，我的北京就是一个在时间上拉长了的芝加哥。从西单的红墙到朝阳的SOHO，走在这座城市中，就像走在不同的时空中。在这座城市我有一个可以看到西山的窗口，有一盏灯，有一面布置成红色的墙壁。所以现在虽然变成交通拥堵、空气恶劣的不宜居城市，对着它，总觉得像自己年轻时遇到的男朋友一样，虽然现在身体发福胡子拉碴，可你总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想想，就这样算了吧。
我本来以为我会一辈子住在北京，就像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在上大学、找工作、结婚买房之后就结束了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着，”没有后来了。后来没有了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北京住了十几年后，我来到了美国，第一站是以气候宜人著称的圣迭戈。我可以客观地说，圣迭戈应该是地球上气候最好的城市之一，排名应该在前十左右。这个美国西南边陲的城市曾经是著名的军港，有许多现役和退役的军人。刚来不久，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们开车沿着一条名叫“日落悬崖大道”的路往前开。路如其名，有落日，有悬崖，有拍打着悬崖的、太平洋的浪花。路的尽头是一大片绿地，下车探个究竟，竟然是美军将士的墓地。在那个下午，我们把墓园当成了秋游之所，散步在一块一块的墓碑间。微风起，除了树叶沙沙的声音和偶尔的海鸥叫声，静得仿佛可以听见空气的流动。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每个士兵的墓碑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生卒年月和信仰。在这些墓碑中，令人嘘唏的是那些年轻的士兵，有些甚至还是孩子。最简单的算术，死亡年月减去出生年月，十几年，二十几年，就是他们一生的故事。与中国的烈士陵园不同，这里不是集体的墓碑，而是每个人，不论军衔、种族、年龄，都方方正正地拥有一块同样大小、尺寸的墓碑，面朝大海，安详宁静。
我想起在我的家乡，安葬着我的外婆。也是一块墓碑，淹没在公墓的几千块墓碑之间。中国的公墓是世俗的、入世的，就算死亡，都死得那么热闹。永远有香火缭绕，子孙辈的上供，水果鲜花馒头纸钱，让人想起张岱的《扬州清明》，可惜绿草茵茵的十里长卷变成了层层叠叠的现代建筑，从平面变成了立体。外婆以九十几岁高龄辞世，安葬在她的朋友和同事旁边，也算是可以继续做邻居。
安葬在哪里，说到底，是个人际关系在哪里的问题。外婆除了上大学，一辈子的时间都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小城度过，那里有她工作的学校，有她的学生，有她的朋友和邻居，有她每天走过的街道。我的爷爷土葬在乡下，旁边是他居住了一辈子的村庄，子辈、孙辈。美国士兵虽然没有葬在他们的故乡，可是周围有他们的战友、上司，他们工作过的军舰和军营。
安葬在哪里，再往下说，是故乡在哪里的问题。古人、甚至二十一世纪之前的人类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一生都生活在离出生地几十公里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档案里才有“籍贯”一说。近几十年，“籍贯”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人口的流动的频率和从秦朝就开始的户籍制度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籍贯改成了“出生地”。可是出生地是故乡吗？人对自己的出生地有多大感情呢？我们生活在海外的这批人，子女的出生地都是美国的某个城市，与故乡、求学以至生活的城市都相去甚远。这是终老之所吗？
再往下想象，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他们的归宿是哪里呢？相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这一代已经走了太远，从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到几万公里之外的美洲。那我们的下一代呢？会不会像《三体》那样，住到火星上去？他们的家乡、和最后的归宿，会在哪里呢？
张国荣的《阿飞正传》里说，有一种小鸟，它生下来就没有脚，一直不停地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如今，我们正如这只无脚鸟一样，飞在风里，并试图寻找自己最后的落脚之地。
